编者按:又到全国“两会”,本报整理了5年来网民(新华网)投票选出的“最关心的两会话题”,并就其中的四大热点问题进行具体调查,同时邀请数位学者针对调查结果进行点评,以求为当下改革提供启发。
5年来公众最关心的“两会”话题(据新华网调查)
2011年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让百姓居者有其屋
●分好财富大蛋糕,提高居民收入
●稳定物价严防通胀
●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公平
2010年
●收入分配
●住房问题
●反腐倡廉
●医疗改革
●养老保险
2009年
●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力度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让百姓有渠道反映问题
●提高百姓工资性收入
●下大力气整顿食品、药品安全
2008年
●物价
●住房
●医药卫生
●反腐倡廉
●社会保障
2007年
●有效调控房价 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 切实解决“看病贵、看病难”
●健全制度 加强监督 防范权力滥用、贪污腐败
●促进教育更加公平、公正 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扩大就业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党国英点评5年来“两会”热点:
私人领域要竞争,公共领域要透明
5年来的热点问题基本相似
读了2007年以来新华网调查的网民对“两会”的关注焦点问题后,我发现,网友们在5年期间所关注的问题竟然十分相似。
概括起来说,大家关注的是“价格”问题,包括房价、物价、药价、劳动力价、养老保障价和公共服务价格,其中后一价格是关于腐败问题的另一种表述。
在一个商品与服务以不同形式进入市场交换的世界里,价格或比价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关心各类价格。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很成熟,价格问题自然会更突出。价格不合理,就会伤害一个或多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并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果关键商品、要素和服务价格长期严重不合理,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很多改革不缺办法,缺决心
房价
先说房价。中国人总体过着中等经济水平国家的生活,却遭遇了世界一流水平的房价,普通中低收入人群望房兴叹。
引起高房价的关键因素是投机和保值投资需求,而不是供应。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抑制房价上升的力度开始加大,按目前的政策走向,房价一定会降。
房价不降,危及社会安定,损害政府公信力,政治家们对此已经有清醒认识,我们相信房价会降,但短期调整有了效果以后,如何建立良好的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秩序?这个并不简单。
物价
再说物价。中国的CPI有下降的空间。一是中国利率上调有空间,二是人民币升值有空间,这两个手段进一步加强,CPI就会稳住。
普通物价的关键是食品价格,这个难办。我最担心的是气候,好在今年的旱灾有惊无险。
当然,如果物价稳不住,农民也会囤粮,给食品价格上升带来持续压力。不过长期看,农民收入提高不能靠涨价,而应靠土地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
医保
还有药价。说大一点是医保问题。
世界经验是,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人人满意,大多数人比较满意就不错了。有的国家搞“全面免费医疗”,但医院没有药品又有什么用?
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我国将建立城乡全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险,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健康风险必须让个人承担一定比例;比例有多大,要逐步摸索。谁也不要幻想在中国搞全民免费医疗。
目前,患者深受一些医院欺诈之苦,怨声载道。解决之道,一是发展私立医院,二是加强监管。但现在靠“老子监管儿子”怎么能行?
另外,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应变化。要告诉国人,治感冒基本不吃药靠喝水,养生基本不吃保健品靠锻炼。国家体育支出应大举增加,由此可节省医疗支出。
养老
还有养老保险价,说大众化一点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问题。
我国政府开始在农村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估计可提前实现全覆盖目标。这是一大善举。
未来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养老保障程度必须和收入与缴费挂钩,不能搞平均主义,但底线的养老水平国家应撑起来。
工资
让百姓魂牵梦绕的价格是劳动力价格,即劳动者工资水平。
说点牢骚话,中国人的勤劳给资本惯出了毛病。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这一事实,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普通劳动者都有共识或体验。政府的最低工资规定几乎没有意义。
最厉害的是劳动市场。今年有了“招工荒”,工资水平就上升。但从长期看,中国的后备劳动大军还很庞大。面对劳动市场的不均衡状况,政府不能无所作为。
例如,严格执行与劳动保护相关的法律,限制加班,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假设城市职工不加班,有可能增加5000万以上或更多就业岗位。
当然,政策的着力点不应唯一地针对加班,而应全方位地保护劳动者权益。举措之一是实行“周工资制”,让老板每周给职工发放工资。
总之,有的是办法,关键是态度和决心。
腐败
最让老百姓焦灼的是公务人员腐败行为难以遏制。说到底,这也是个价格问题。
老百姓纳税,政府官员提供公共服务,也是一种交易,只不过这种交易有强制性,不是市场定价。
腐败分子把老百姓的税款的一部分装到了自己腰包,或要老百姓另外支付价格(行贿)才肯提供某些服务。受贿与行贿看起来是双方自愿,是“平等交易”,其实不然。官员以权力的垄断“设租”,别人就不得不“寻租”,这是一种不公平交易。
解决这个问题在一定时期里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改革,例如,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可以增强,公务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钓鱼”侦查,有这三条,反腐局面立马改观。
笔者就不信香港和新加坡的反腐经验不能学。彼处的华人20年前就能做,此处的华人现在还不能做?
希望中国每年都有一点进步
要解决以上种种“价格”问题,说难也不难,无非是在私人领域提高市场的竞争性,同时让政府改变既有的交易条件,让老百姓有更大的讨价还价权利;在公共领域方面则要提高透明度,将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有序地发展民主政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让老百姓纳税以后得到的公共服务物有所值。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有一个共性,就是权力配置要大体平衡,尊重人民群众在各类交易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让交易结果能够最终满足他们的合理利益诉求。
回顾过去30余年的改革,笔者有一点感慨。
中国加入WTO是推进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凡是WTO规定的东西,我们就执行得比较好。但WTO基本没有提出要素市场的改革要求,更没有提出公共领域的改革要求;这些改革成了我们的“家事”。对外的事情就得认真,而家事处理就可以疲沓一些?也许我们的确有这种凡事好商量的“家国”心态。
其实,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已经和过去不同,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国家意识,我们的政治家要积极面对这一新形势,更积极地推动改革。
当然,改革不能激进,不能浪漫。“两会”召开是国家机器的大动作,大家多少有些兴奋,政治家们也会绷紧神经倾听百姓的呼声。这是好事。我们希望中国每年都有一点进步,按渐进改革的路径,扎扎实实向前走。历史没有跳跃——这是马歇尔欣赏的话,也是中国改革的经验。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 四大焦点问题再调查
个税起征 六成人认为应在3500元以上
【点评】 个税起征点调整在即,目前的消息显示将来调整后的起征点将会在3000元以上。新京报“京报调查”显示,认为起征点应在3500元以上的占到了60%左右。由此而言,公众对于个税起征点提高幅度仍然有着进一步的要求。当然纳税人会期望税收越少越好,而财政部门则正好相反。
所以关键点并不在于态度和数量的分歧,而是在于弥合分歧的制度建设。其一,个税调整应该有灵活化的机制,而不是每次都要看行政部门推动。起征点应该和物价水平相挂钩,是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模式。其二,个税起征点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够让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而是要实现财富分配的功能,所以需要认真测算公众必要开支水平,而不是简单的以“千元”为调整阶梯。其三,尊重现实家庭和地域差异,让税收与公众个性特征相连接,实现按照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同时个税水平与地区收入高低挂钩。
这样的思路才能够减少个税每次调整所带来的争议,让制度化公平化成为税收的主要决定因素。
□马红漫(第一财经评论员)
控制房价 开征房产税,多建廉租房
【点评】 政府与房地产业的特殊的关系,形成了全民一致的预期,即房地产业是政府自己的产业——“大而不倒”。在现行房地产金融、税收制度下,由于投资与持有房地产的成本很低,长期来看可视为无风险收益,房子具有很强的投资品属性,于是,投机者大胆投机,投资者和居住者迅速将未来的需求提前到当下实现,房价涨得肆无忌惮。
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被锁定在一个房价自我强化的循环中,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只是在这一恶性循环中打转。
打破这一循环,首先需要尽快全面推出房产税。这是房地产市场成熟国家的地方政府通行的税种。尤其是对于土地资源正在变得日益稀缺的一线城市,开征物业税是必然的。房产税是每年稳定增长的现金流,而卖地的收入是一次性的,显然前者更加有利于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
推行房产税,有两大障碍。第一,政府能否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为推行房产税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法。第二,房产税对政府的财政体制也是一个挑战。纳税人必然要求政府预算制度的透明化,也会相应对自己财产及公民权利的保护提出更高要求。
除了房产税,房产市场的另外一个支柱是保障房。政府的责任是为中低收入者建立廉租房,而不是出售经济适用房。
征房产税,建廉租房,其余的让市场来决定。政府不应该以房价为调控目标,而应该以建立健康和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为目标。目前推行围绕房价的几个主要调控政策,包括各种限购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
□周健工(《福布斯》杂志中文版总编辑)
就业问题 多管齐下破“大学生就业难”
【点评】 参加调查者对“改变就业难的现状,你认为最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一题作出的选择中,在调查者提供的选项中,最低的一项也达到49.6%,这足以说明解决我国就业难,需要系统思维,出组合拳。
从2002年起,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就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此后每年,国家都高度重视解决大学生就业工作,但客观而言,大学生就业难,仍旧一年难胜一年。原因十分复杂,但治标不治本是最根本原因。政府部门采取鼓励学生到农村、基层、中小企业,以及建立毕业生实习基地等方式,基本对付了每年的就业问题,但是,制约大学生就业的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行业收入差距、就业歧视等问题,却未有根本改观。这不但使大学生择业面很窄(学生们不可能不考虑具体收入、待遇等问题就随意就业),也对大学人才培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读得好,不如生得好,有一个大城市户籍、有一个好爸爸来得实在,让不少农村户籍学生和无权无势的家庭感到前途迷茫。
调查结果几乎将六项措施都作为最需要采取的措施,反映出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系统性困境。也许在有关部门看来,要推进系统性的调整,困难重重,十分棘手,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形成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就不得不进行系统改革。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反腐问题 正视民众对腐败监督热情
【点评】 多年来,反腐倡廉一直高居“两会”民意关注度前列。这种高关注度,一则显示当下反腐形势依然严峻,二是民众希望切实推进有效的反腐举措。道德教化和制度反腐是两条不同的反腐路径,两者并不存在舍此即彼,但在有效性上,民众更愿意选择后者。
腐败根源于权力不受制约。要让权力受到制约,就得有完善的监督。从监督主体上看,制度反腐可分为体内监督与体外监督。这些年,体内监督举措不断但收效不彰,体外监督徘徊不前但备受期待。在民意对反腐措施的认同度上,“舆论监督”和“阳光法案”仍是关键词。在调查中,“鼓励媒体和网友多曝光”以73.6%的支持率高居榜首,“尽快推动财产申报公示”也得到62.1%的调查者选择。这两项均可归入“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范畴。建议有关部门能正视民众对于监督腐败的热情,多为舆论监督提供保障,尽早推动“阳光法案”进入立法议程。
排在前列的选项还有“打破权力集中,约束‘一把手’”。连民众都知道,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民主集中制”在一些地方已被异化为只讲“集中”不讲“民主”。打破“权力集中”,实行民主决策,贯彻“以权力制约权力”,当成为中国完善反腐制度的另一着力点。
在所有的反腐举措中,“高薪养廉”的支持率只有20.7%,这说明,多数民意对“高薪养廉”缺乏信心。就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而言,公务员的薪酬已属中上,再加上各类隐性福利,称之“高薪”并不为过。公务员热多年来方兴未艾,基于理性人的分析,这种火爆的就业流向已经证明了公务员薪酬福利的巨大诱惑力。高薪或许可以养廉,光有高薪而没有权力制约,却会走向绝对腐败。
□王琳(法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