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林

　　“俞书记这三年多来最引人注目的，个人看法，是提出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并落户大虹桥，有效地将上海和长三角紧密结合在一起”。

　　面对本报记者询问俞正声治沪三年多来突破何在时，一直关注上海经济模式的同济大学教授石忆邵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上述看法。

　　石感叹很少有人有如此“大智慧”，在寻找到上海自身突破口的同时，既能利用大虹桥有效地辐射整个长三角，又能依靠长三角来发展上海自身。

　　自从2007年底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以来，俞正声，这个中国经济中心的领头人每一步都引人关注。

　　在经过了初到上海后的前期调研，之后亲抓新能源产业和正式推出大虹桥地区并建立国际贸易中心，环环紧扣。

　　记者系统地统计了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3年以来的头版文章内容显示，世博、浦东、大虹桥、贸易中心、干部成为其中关键词之一。

　　“外联内引”的策略成为俞正声推动上海转型的思路：对外寻求中央支持和各地合作，对内引导干部“激情”地创业与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华顿经济研究所所长沈晗耀看来，中央赋予了俞帮助上海转型的使命，其通过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推动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发展，这让人感觉俞找到了上海新的增长点。

　　“内引”上海转型：开发大虹桥并建设国际贸易中心

　　和石忆邵有相同看法的人不在少数，沈晗耀也认为俞在上海提出了开发大虹桥地区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多位接受采访的政经观察人士私下认为，举办世博等都是前任领导留下的成绩，而开发大虹桥却是俞正声首先提出并付诸实施。

　　在他们看来，这并非是为俞说漂亮话，而是这个思路对于上海确实是一大突破。

　　沈晗耀就指出，大虹桥地区的开发有效地解决了上海和长三角之间衔接不够的问题，“以前浦东和长三角之间隔了一个浦西，联系不紧密”。

　　沈认为，大虹桥的开发正式标志了上海放弃了“门户之见”，重视融入长三角，辐射长三角，并依赖长三角发展。

　　也因为此，大虹桥进展迅速，据本报独家获悉，上海方面已经要求大虹桥核心区1.4平方公里的区域要在五年内建成，而不是以前的初步规划的15年。

　　这是上海在区域经济上寻找到的新的增量，然而，上海的产业增量也被俞正声发觉，并不被布局在大虹桥地区。

　　所谓的产业就是在大虹桥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大虹桥是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主要战场。”沈说。

　　目前官方资料显示，上海的国际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近全国三分之一，服务贸易占全国五分之一。

　　目前，大虹桥地区和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步伐持续加快，商务部和上海市重点建设的全球最大会展项目征地等程序已然展开。

　　位于大虹桥地区的虹桥枢纽已经基本完成，一旦京沪高铁通车，虹桥枢纽将实现机场、地铁、高铁无缝对接。

　　国际贸易中心和大虹桥的并举建设在上海官场内部也得到了很多认同。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学者此前在和本报记者交流时特别提出，在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建设中，国际贸易中心最为“靠谱”。

　　事实上，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被上海方面认为能够短期内带来经济效益，由于贸易中心的建设能够带来巨大的物流和资金流，这就能快速带动航运和金融的发展。

　　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上海方面对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视有一个较大的背景：航运和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对缓慢，高端制造业徘徊不前。

　　接近官方的智囊告诉本报记者，俞正声书记到上海后，进行了长期的调研，前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上海拿到了国务院支持上海“两个中心”的政策。

　　但两个中心建设需要一段时间，并非一年两年能够建成。

　　以金融中心建设为例，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931.73亿元，比上年增长4.9%，增幅同比回落20个百分点。

　　由于受到政策限制等原因，金融改革一直步履艰难，加上面临深圳、北京强有力的竞争，上海金融优势基本只集中在外资银行这块较强。

　　这使得金融产业发展缓慢，不过在沈看来，目前很多金融产品基本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是“一群金融从业人员自己在唱卡拉OK”，很难发展大。

　　不仅如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也进展不顺，尽管在货物吞吐量这一硬件指标上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占航运利润绝大多数的航运金融和航运服务上几无进展。

　　记者为此咨询了上海某区金融系统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其直截了当地称，以他的了解，当地航运界没有几个人懂得航运保险等内容，因此很难进行创新。

孙小林

　　事实上，尽管上海努力在推进“两个中心”的建设，但由于总盘子较小，加上此类改革的艰巨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成绩。

　　与此同时，上海高端制造业发展相对缓慢，也拖了上海GDP增速的后腿，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

　　上海政协方面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的投资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投资增幅逐年下降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不仅不利于处在转型期间的上海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而且也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增长点的形成。”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出具的一份分析资料如是说。

　　不仅如此，目前，上海力推的九大高新技术产业中，在业内人士看来，诸如新能源、海洋工程、新材料等发展势头和规模并不及临近省份江苏。

　　针对这种问题，目前，上海提出要改革国企，要证券化，就是希望将募集到的资金投向新兴产业。

　　为此，一位熟悉情况的政府智囊告诉本报记者，俞正声也非常重视，曾经连续一个月内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发展同一新兴产业的发展。

　　沈晗耀就认为，在“两个中心”获批后，除了加快两个中心建设外，还必须再另寻突破了，上海就大幅度加紧了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并推出大虹桥区域的开发。

　　有意思的是，俞正声首次公开提出推动虹桥商务区建设正是在2009年5月11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会议”上。

　　记者对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从2009年3月到2011年2月底的头版新闻进行详细的整理发现，国际贸易和大虹桥在头版出现频率非常高。

　　此间，俞正声先后会见了一批贸易界国际知名企业的负责人，并屡次和商务部领导共同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外联中央和长三角：承载国家使命

　　石忆邵认为，开发大虹桥，并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是俞既考虑到长三角利益，又考虑到上海利益，两者有效结合，共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在沈看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的视野决定了俞承担着中央的巨大期待。

　　沈认为，俞承载着中央希望其带领上海转型，“并且上海发展不仅要为自己，还要为长三角，为长江流域，为全国考虑”。

　　这就决定了俞或不能凡事从上海本身利益考虑，而事实上，俞也是这么做的，在中央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上海利益。

　　记者系统统计了俞正声到任沪上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解放日报》文章显示，15%左右的头版新闻，尤其是头条新闻都是中央的新闻，有关中央要求。

　　在一次内部讲话上，俞正声就强调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改革，“既要考虑到上海的实际，更要考虑到全国社会公共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反复性”。

　　上海努力完成中央的任务安排，据本报了解，浦东综改就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表扬，认为是几大综改区里面做得最有成绩的一个。

　　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孙永强也告诉本报记者，浦东在吸收总部时，企业往往在江浙配套工厂，“这就是对长三角的一个辐射”。

　　这或是就是所谓的“外联”，与中央、与长江领域、与长三角外联，不过，“外联”除了落实中央政策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向中央“要政策”。

　　后工业经济时代，上海经常会遭遇体制机制和法制障碍，上海没有经验，需要摸索，需要突破，而这就需要中央政策支持，因此中央支持尤其重要。

　　采访中，记者屡次能感受到不少“小抱怨”，“有一些小的政策创新要跑国家层面很多次才行”——深层次的改革显然需要中央支持。

　　要政策是必须的。据了解，“两个中心”政策报批时，上海也想一同将国际贸易中心方案报批，“只不过当时方案还没做好”，后来国家就批准了前两个。

　　但上海坚持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后来这一要求就体现到了“两个中心”方案里面，明确提出上海要发展先进制造业。

　　上海的利益在其中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以长三角规划纲要为例，起初，据本报了解，长三角很多市认为上海要发展现代服务业，而自己发展制造业，为上海配套，做上海后花园。

　　此间，上海先后争取了“两个中心”，“浦东综改”政策，并将大飞机项目和迪斯尼项目成功落户上海。

　　并且，国务院相关部门和长三角相关省份有责任支持“两个中心”建设，指导或协助解决相关难题。

　　显然，“有舍有得”的“外联”做法既满足了上海的利益，又维护了自己在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又照顾了国家的利益，实现三者协调。

　　内在改革：干部要有“干劲”

　　定调了上海的突破口，并非就代表上海一定能取得历史性成绩，因为“人”是关键。

孙小林

　　2010年，上海浦东迎来了开发开放20周年，之后不长的时间，深圳迎来了建立特区30周年，后者高层云集，前者相对低调。

　　浦东的“低调”却凸显了一个事实：干部精神和积极性不容忽视。

　　事实上，在一些接受采访的官员和学者看来，一个贯穿俞正声书记几年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让干部有干劲。

　　自从陈良宇案发生后，上海官场相对比较沉闷，官员不敢做事、怕做错事的心态较为普遍。

　　直到世博的举办，在很多人看来，期待这次盛会能带动士气，但世博也没能完全带动士气，一场大火让当地干部更为谨慎小心。

　　尽管“行为”上谨慎小心，但在对待外面变化的世界上却有些时候“漠不关心”。

　　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上海官员普遍认为上海经济发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满足现状的心理意识较浓。

　　即使如今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经济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增长，但记者采访部分官员时，对方仍不屑地说，“人家那边只是生产基地，总部、研发等核心都在我们这”。

　　事实或并非如此，沈晗耀就指出，实行分税制之后，工厂的税收直接交给工厂所在地，而总部、研发等能拿到的其实不多，“除非结算中心在上海”。

　　不仅如此，研发出来的成果往往拿到上海以外的地区转化，却无法在上海本地落户，这显然是上海部分官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俞正声显然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要创业，要有激情，在视察浦东时，更是几次提到要重塑当年的“敢为人先”的精神。

　　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俞正声发出了“上海为什么不出马云”，引起了上海官场的极大思考。

　　一位专家亦告诉本报记者，俞书记在调动干部上“很有方法”。

　　据其介绍，世博还有几个月快要开幕的时候，正在建设或布展的各个馆沟通时间和资金成本极高，协调难度极大。

　　俞正声一个调令将被外界十分看好的杨浦区委书记陈安杰调到上海世博局任党委副书记，火速利用各个场馆的党小组进行统一沟通，“效果很好”。

　　俞正声选对了人，陈安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这或就是其平时善于发掘优秀干部的成果。

　　“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俞正声说，“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俞正声继续说，“实际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有很多优秀人才，丢掉错误的观点，人才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俞正声在2010年11月9日“九届市委十三次全会上的讲话”提出的观点。

　　记者仔细查阅了2007年11月到2011年2月的《解放日报》头版内容，发现，俞正声关于官员和群众工作的讲话多次出现，显然，这对上海官员而言是需要用心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