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宏观经济观察家

　　 “两会”召开前夕，有专家建议应该提高“十二五”居民收入增速目标。显然，让老百姓收入能够更快地增长，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持居民收入能够可持续地较快增长。

　　 调高收入增速目标的理由很简单。“十二五”规划建议一方面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另一方面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法很明显是有一定出入的。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仅仅保持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是不够的。如果居民收入不能以超过GDP的速度增长，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一提到加快居民收入增长，人们想到最多的是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这主要是个“分蛋糕”的概念。近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却见证了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有数据显示，1995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为67.2%，但是到了2008年则下降到了57.1%，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而同期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各提高了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老百姓从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所分得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

　　 显然，提升居民收入比重最直接的办法是，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转移到家庭部门。这需要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加大财政向中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同时增加对企业的税收，还富于民。这些手段被称为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的效果当然很直接，在很多地方也确实必要，但这些分配是自上而下的，缺乏微观基础。理论上，国家可以实现绝对的公平，也可以将国家财富更多地分给老百姓。但这样在很多时候会损害经济的活力，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最终只能来自国民经济增长，因而如果设计不当，居民收入可能会在短期有较快增长，但长期来看却难以持续。

　　 加快居民收入增长更加可持续的做法是深化初次分配体制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较慢，有其体制层面上的原因。当前，大部分老百姓还生活在农村，而农村居民收入较低，且增长相对较慢。这其中有土地制度的问题，土地包括宅基地是农民最大的依靠，但现在其还不是农民的资产，这限制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就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此外，当前还存在很多限制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也是城乡差距的根源。除了一些特大或大城市，中国的城镇化门槛应该加快放开。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也能够让经济果实惠及更广大人群。从这个角度说，当前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限购政策不宜广泛推广到二三线城市。

　　 中国企业积累了大量利润，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垄断的结果。很多研究显示，有些垄断是不必要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产业都被认为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因此不能放开，但改革发展至今，我们看到，实际上不能放开的领域是非常少的。美国的军事石油等工业也都由私人企业主导，但这并不影响其国家战略。有垄断就会产生垄断利润，也就会侵占更大比重的国民收入。

　　 政府收入比重是否过高需要辩证地看。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在国际上并不算高，很多欧洲国家都高于中国，这些国家集中了社会财富，提供了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同时国家的竞争力也很高，比如，被看作是北欧福利之窗的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其创新实力也排在世界前列。

　　 中国政府收入的问题在于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不透明，且比重较大，这造成了所谓宏观税收痛苦指数较高。从这个角度说，最为紧迫的不是降低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而是要降低预算外和制度外政府收入的规模和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好的办法还是让初次分配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收入差距大于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居民收入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也落后于成熟经济体，因而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够更好地将扩大蛋糕和分蛋糕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