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

　　■编辑手记

　　2003年国资委成立的时候，重庆市属国有经营性资产只有1700亿，且潜伏了大量问题；到2010年底，已跃升到12500亿，且基本消除了所有历史遗留问题、不良资产、不良债务。净资产、效益等各种关键经济指标也同步提升。重庆是国资保值增值的典范之一，重庆也是中国地方国企改革的领先者之一，创造了诸如渝富模式、八大投模式等被广泛认可的经验。

　　这些成就和经验背后的秘诀是什么？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在2011年重庆国资工作会上提醒重庆国企的老总们：在体制机制上动脑筋。

　　在会上，黄奇帆从两个方面简单回顾了“十一五”重庆国资系统取得的成就，并从六个方面解读了这些成就，这六个方面无不和体制机制有关：

　　——布局更加合理了，“433”的国有资产布局大大增强了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国进民也进”，重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体认：民企干不了或者不愿干，经济和社会发展又需要的，国企干；国企为民企发展创造环境，比如说融资难；民企碰到危难可能波及社会时，国企挺身而出。

　　——国企充当第三财政，成为重庆财力50％投向民生的支撑。

　　——“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如何整合，重庆也有一系列规矩：必须针对重庆和国内的缺项，要依托国内市场需求；要有国外大投行或者所在国大企业参股；要联合相关企业一起出去以分担风险增强合力；必须是自己专长的领域，等等。

　　——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金融资产和工商产业资产一起管。

　　——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国有资产监管方面，重庆也做了卓有成效的机制探索。

　　结合中央有关国企改革的指示精神，结合时下外界对国企改革的有些困惑，再来看黄奇帆的讲话，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本文根据黄奇帆在重庆国资工作会上的讲话整理，有删节，标题及小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

　　资产总量、净资产双双大幅提升，去年净资产回报达9％

　　重庆国有企业在“十一五”期间总体上的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总量大幅度提升，五年间，经营性的市属国有资产达到了12500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2．4倍。七年前，重庆市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根据国家国资委当时的统计，资产总量是1700亿，全国31省排在第19位，现在跃升到第4位。四大直辖市，重庆跟北京、上海、天津都过了万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进步。

　　另一方面，净资产有3365亿，平均每年涨31％，比2005年净增了2．6倍，净资产比总资产长得还要快。

　　去年，金融企业、工商产业以及“八大投”基础设施投资类的企业直接、间接的利润达到300多亿。我们3000多亿净资产，300多亿利润，总体上说资本回报率在9％左右，是一个健康的优良资产体系，这是我们的一大成就。

　　深化改革，彻底消化历史包袱，国企机体更健康了

　　宏观上的另一总体成就，就是我们深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把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良债务、不良资产在这个五年里进行了彻底的消化解决。

　　第一，“十一五”期间我们消化了存留在国有体系中不良资产、不良债务180亿，使得资产优良率大大提高，全市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在0．9％左右，处在全国最低的前三位——这也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越来越低有直接关系。

　　第二，历史积淀的各种打官司的案件，得到进一步消化，有8000多起，涉及的诉讼资产140多亿，现在基本上都了了，了断以后清收了60多亿回来，清收率也是比较高的。

　　第三，2005年国有困难企业欠老百姓、职工的债务，当时有的欠医药费、养老费、工资、津补贴，还有的跟职工借债等等，我们叫做“三金二款”，算下来有22亿。2006年开始，就把这个问题作为突出矛盾先消化，印象中那一年一下就解决了13亿，经过这几年的推动，22亿这一类的矛盾没了。所以，现在因为欠职工工资或者养老医疗费的上访基本上没有了。

　　在这个阶段，进行了一系列归并重组， 2002年的总资产1700亿，企业集团60多个，平均30亿；法人1700多个，平均1亿——到现在一万多亿总资产，大集团30多个，平均一个集团300多亿，资产规模就集团而言涨10倍；法人600个左右，资产平均也有十六七亿。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整个改革、遗留问题的解决、资产结构的优化，使得出血点大量减少，同时实现了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资本向优秀企业家集中，组织结构更加紧凑，布局也更加优化了。

　　一方面国企资产迅速增长、效益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内部结构优化、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国企系统的机体更健康了。这是从宏观上看重庆的国企，可以看到的两个景象。

　　具体说，重庆国企五年来——特别是去年，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合理布局增强了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

　　第一，布局更加合理了。2005年我们提出了“433”的国有资产布局，即40％左右是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类的“八大投”；金融业原来只有几百亿，但是金融在国计民生调控中发挥血液、纽带、杠杆的作用，能起“一活百活”的效应，所以我们希望达到30％以上；工商产业也保持一定的比例发展，30％左右。目前这个布局是实现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这个布局结构是合理的，在这个布局结构下，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重庆“十一五”时期最令人振奋的成就就是所谓“三港两路，城市基础设施大发展”。我们修了一千多公里高速公路，当然这和我们的高发公司有关；我们修了高等级公路——和高投公司有关，我们能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市范围7000公里高等级公路不收费，成为西部交通运输成本、物流成本最低的地方，跟高发公司和高投公司的超常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了这个超常规发展，我们基本超前完成了市域内高等级公路布局，才使得我们把握住了国家高等级公路不收费，留下的负债帮助还60％这么一个优惠政策——因为享受了这个优惠政策，你今后修路得自己掏钱，不能再跟老百姓收费了。

　　铁路的投资合作、地铁轨道的投资发展和开投公司有关。这一块“十一五”期间我们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有11条铁路在重庆境内同时建设——当然主要是铁道部在投，但是差不多有1／4的钱要地方政府投，谁来投？开投公司。

　　另外还有港口、机场、自来水、污水等各方面的投资。总而言之，这些投资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使得重庆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不再受到交通瓶颈、基础设施落后的制约。基础设施超前一步布局，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大发展。

　　金融产业欣欣向荣，作为血液推动了工商经济大发展。

　　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大发展跟我们这个布局有关。

　　重庆去年的ＧＤ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7890亿，增长17．1％，全国排名第二，西部第一。在这样的大发展中，应该说重庆国有企业发挥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引导作用、带动作用。

　　中央关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重庆毫不动摇地落实，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重庆特色的“国进民也进”

　　第二，重庆的国企发展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重庆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两个毫不动摇，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形成的一个政策。

　　重庆的国有企业总的来说这些年里是有进有退，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规模是扩大了，因为它要起到整个城市建设脊梁骨的支撑作用。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比如对民营企业不怎么乐意搞的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等，国企恰恰下了功夫，服务对象是谁？请担保公司担保的一般都是中小民营企业。

　　国有担保公司有几十亿人民币资本金能担保几百亿，其融通结果是活跃了民营企业。其他六七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都是为民营企业服务的。

　　为什么这几年我们银行贷款增长比较快？为什么我们贷款增量的50％都用在中小企业身上——这是各省市中比重最高的之一，这和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为民营企业担保的融通体系有关，这个体系的主力军正是国有资本。

　　还有一个，我们有很多金融企业在2005、2006年的时候是民营控股，比如重庆银行、重庆国际信托公司、农村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都是非国有控股的。

　　我们是在2005年前后这些企业处在倒闭的边缘时，救了他们，跟2008年金融危机，小布什政府拿国有资本救美国花旗银行是一回事。

　　比如说西南证券，那时候是珠海国利——一个外地的民营企业控股。16亿资本金，15亿坏账，其他的负资产还有许多亿，外资、民营企业大家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重组呢？理由很简单，重组要有一定的代价，但是你不重组——凡金融企业倒闭损失的不仅是几个股东的资产，它会涉及民众的利益，因为金融企业的资产90％以上是各类单位和老百姓存款产生的，真正的资本金只占8％，有的甚至连8％都不到，所以真倒闭了，股东损失一小块，社会混乱一大片。

　　这个时候政府需要整治，不整治你买棺材——他真倒闭了，为了稳定社会为了民生，政府也会出钱的。与其为稳定出买棺材的钱，不如通过整合治病救人，把它救活。当然不是国家送钱给这些输光了的股东，当然要进行股东的重组，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管齐下”，第一是改变董事会结构；第二当然是现金流整合，使得这个企业的现金流不至于断裂；第三就是把坏账、不良资产正确重组处置掉。

　　就是用这三条措施把这几个金融机构都重组了，整治的结果——有许多民营企业曾经是它的股东，等到我们整合完了，资产翻几番，这些民营企业的股份当然也从负资产变成几倍收入的正资产，许多民营企业因为在这个金融企业里有股权，靠这个股权良好的资金信用推动了其他工商产业的发展，这就叫“国进民也进”，没有弱肉强食，没有趁火打劫。历史必须唯物主义地分析，当时不管西南证券还是重商行都希望大家来出钱，重商行当时为了募集4亿的股权，投资银行帮忙，找了16家外国银行和企业到重庆，也找了国内的十几家，转了一圈以后，都看不上这个银行，最后他们告诉我30多家都走了，只剩下两家，你见一下吧。我就去见了——这两家那天是要走的，我就把各种各样的情况说了半小时，他听了以后说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好，留下来了，现在就是重商行的两位股东。

　　所以我们的“国进民也进”表现在三句话：一是国企和民企的布局错位发展，凡民营企业能大发展的领域，国企不一定去布局，但民营企业不大擅长或不大有能力去干的活，国企多干一点，这是一个错位发展的逻辑；二是在国企的发展过程中，要为民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像大哥帮小弟一样，在一个家里，长兄为父，要承担家庭的责任；三是当民营企业处在灾难的时候——这个灾难不仅是个别股东的私利损失，而是会引发社会问题的时候，国企进行一些托盘、重组、支持是应该的，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按市场规则进行重组，在这样的重组中实现共赢。

　　重庆预算内财政的50％用于民生，国企的强大是这个执政理念的物质保证

　　第三，国企还成了重庆市的第三财政。

　　重庆国企从2002年开始大规模重组，到2005年开始摆脱困境，出现生机勃发的局面。国企效益越来越好，是都留在企业内部自己吃掉、用掉？还是向社会、向政府有个回馈？重庆经营性国有资产预算体系是在“十一五”期间形成的，现在每年有一百多亿公共支出是依托国企在承担，使得有限的财力能更多地为民生服务。这三年为什么重庆预算内财政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占50％以上？其实是和国企第三财政的支撑托盘有关。

　　如果没有国企的这一百多亿，而那些基础设施民生大项目又必须搞，财政用于民生的钱就会少一百多亿。如果不是这些年重庆国企发展起来了，如果重庆国企还是2001年、2002年的状态，不来问政府要钱已经是蛮好的了，哪里有力量承担政府的公共支出呢？

　　到了两三万亿外汇储备的时候，进出平衡是很重要的逻辑

　　第四，“走出去”也展现了活力。

　　我国现在每年利用外资1000多亿，“走出去”其实只有400多亿，再加上进出口贸易和各种渠道热钱进来，去年一年我们国家的外汇顺差净增4000亿以上，外汇储备到了29000亿。这样下去，5年后将到5万亿——那会成为灾难，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

　　外汇储备到两三万亿的时候，进出平衡是很重要的逻辑。

　　但是多年来，“引进来”方面大家很努力，“走出去”不是非常重视。所以国家一年400多亿的海外投资，主要靠中石油、中石化、中旅等国家级集团，一年大概300多亿，地方31个省一年100亿。

　　“走出去”、“引进来”，国有企业起着顶梁柱作用。

　　重庆去年“走出去”50亿美元，比如粮食集团买几百万亩巴西土地，花十几亿；重钢到澳洲买一个30亿吨的矿山，花27亿，这两单就是40多亿了。另外，机电集团和四联集团等都到海外去买了一些企业，民营企业也“走出去”了10亿多一点。这其中，国家批准的实现合同交割的是重庆国有企业“走出去”的50亿，民营企业有一单12亿，到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资金交割。国有企业起了领头羊作用。

　　“引进来”方面呢？

　　重庆农商行到香港上市，创造了四个第一。被列入去年“中国金融十大新闻”。

　　最合理的发行价是什么？上市后一个月、两个月，价格涨了30％、40％，甚至翻番，说明定低了，该拿的钱没拿到；如果上市后跌破发行价，跌了10％、20％，说明你太狠了，对股民不负责，以后的形象就彻底破坏了。农商行的发行价定得极其成功，上市后一个月保持在发行价10％以上。这一单就帮我们拿回来17亿美元，加上重啤股份转让、房地产领域的转让，我算了一下，去年重庆引进来的63亿美元中，有40亿美元是国企直接推动产生的。

　　总的意思，在“走出去”、“引进来”方面，重庆国企起着顶梁柱的作用，重庆市委市政府为什么敢说今后五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00亿，今后五年海外投资300亿美元？很重要的是因为有良好的体系。可以相信，重庆的企业家，将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

　　重庆国资是金融资本和工商产业资本一体化运行，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第五，重庆的国资体系管人、管事、管资产结合，三位一体。

　　国家国资委非常赞赏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是在2000年左右形成的，以后在中组部支持下我们也一直把这个体制坚持下来。重庆国资是金融资本和工商产业资本一体化运行，这在全国其他兄弟省市是没有的。

　　金融很重要。邓小平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我们以前搞经济以工商产业为主，完全把金融当服务业。1980年以后有了中国人民银行，现在是一行三会，这是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但是发展到后来，如果金融壮大了，服务业变支柱产业，支柱产业变独立循环了，工商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那就是美国金融危机，就是日本现在的经济体系。

　　美国金融之所以出危机，就是美国的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越来越严重地分割开来，最后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泡沫资产越搞越多，结果一崩盘弄得世界倒了大霉。

　　日本的经济出了什么岔子呢？日本银行业几乎是零利率，货币发行量一直很高，资本是逐利的，所以日本银行在日本国内惜贷，把钱拿去买美国国债、欧洲债券，套利去了。日本的工商企业得不到银行必要的支持，融资很困难，比我们国内企业难得多，不少中小企业被迫去借高利贷，工商产业不振，日本经济也就很难真正的“复兴”。

　　事实上，金融也是服务业，不管怎么重要一定要为经济服务。金融兴百业活，百业兴金融旺。

　　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委把金融和国资一起管是有道理的。金融是为全社会实体经济服务的，在一个体系内管理有它的好处，相互的支持和理解更多，服务也会更到位，这个体制的优势在这五年的发展中是充分体现了的。

　　重庆的国企领导是在事业的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第六，干部队伍建设。

　　我自己觉得现在重庆几十个集团的领导，都是响当当的企业家，是管着几百亿、上千亿的资产，在重庆经济体系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企业领导。他们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跟国际资本打交道，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得到了锻炼，是在事业的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既然能把2000亿增值到10000亿，怎么能说不是企业家？因为大家并非简单拿政府的5000亿或者银行的10000亿去堆砌——光靠借债的泡沫堆积起来，那不是英雄。我们整个资产的质量、净资本各个方面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真要坚定地说，我们的企业家队伍是在发展中壮大、锻炼中提高的。

　　从国有资产的经营性预算到体外会计的服务再到监事会的体系，这几年的监控体系加强了

　　我们的内控组织也是比较好的，监事会组织这几年里也做了调整，本来一个监事会监督三五个企业，现在一个企业一个监事会，更加贴近监控对象，更好地把握企业特征。另外还有国有经济的会计管理，内部的组织结构调整，各种资金池或者会计体外审计制度等。

　　总的意思是，我们的财务体系从经营性国有资产预算到体外会计的服务再到监事会的体系，这几年的监控体系应该说是加强了。

　　我们的土地储备不仅要为国家保值增值，不让土地收入流失，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土地管理反腐败的机制

　　我们的土地储备不仅要为国家保值增值，不让土地收入流失，更重要还是一个土地交易过程中反腐败的机制。全国各地国企系统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出让，谁是用地单位，谁就是卖地单位，比如这个厂有200亩地，想搬迁了要卖地或者要关掉一部分卖掉一小块地，做主的都是厂长经理，集团老总都管不了，然后厂长经理谈好了报给集团，集团又报给土地局，这么一种管理过程很容易出问题。

　　重庆在退二进三、环保搬迁的过程中，土地储备到了渝富，几十个、几百个基层的退二进三的企业都没有处置权，当然不会腐败，反而变成第三者监督你了；渝富处在众目睽睽的监督当中也不能一手遮天，它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流程；国土局很关键，但国土局也不直接操作所有事，也只是一个流程、一个符号。这样，国土局、渝富公司和几十上百个搬迁企业互相监督，当然就不容易腐败。另一方面，我们区县的土地，如果是征地动迁，跟我们地产、城投公司的储备体系一对接——这个过程也同样是互相监督。

　　所以大家看，我们有很多操作性的环节很刻板，这个刻板表现为一个公开的程序，一个谁都不能一竿子打通的程序。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程序使得投机者没有空子可钻。

　　重庆为什么没有重组黑幕？因为从5年前开始我们就坚持了“廉政停牌”

　　这些年重庆的重组也很活跃，重组了一批垃圾股上市公司。这么多的上市公司重组，没有丑闻，什么道理？成百上千的人参与其中，人人都是雷锋？还是要有个制度安排：如果你的土壤让所有的好人都想着做坏事，别去怪人家，要怪你的土壤。所以要在机制体制上动脑筋、在源头上下功夫。

　　这方面重庆有个简单的做法。从2004、2005年开始，只要重组哪个企业，就一竿子停牌，一停停半年、停一年。这件事得到了证监会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按照当时的规则，任何企业有重大事项，停牌三天就复牌，最长停牌一星期。其实，任何一个重组，三五个月是干不完的，因为到了要重组的垃圾股，什么事情都有，职工的稳定安置、债权人的变动选择、债务的处理以及各种经营方针的调整，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怎么可能三五天解决？如果只停牌那么三五天——然后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断在讨论，讨论以后又变成内幕消息，事情就复杂了。

　　所以应该一停就停半年一年，大家静下心来进行重组，重组完了到复牌的时候，垃圾股变黄金了。这一年里所有当事人都无法内幕交易，是最安全也是最公平的。

　　去年，觉得很愉快的一件事是，8月份，证监会上报国务院通过了一个条例——为了防止内幕消息走漏，今后凡要重组的上市公司，一股脑儿要停牌，停牌的时间按重组的要求、需要来定。

　　这个条例的通过说明，这是个廉政停牌，防止大家擦枪走火的一个平台。

　　我讲这些故事，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是量大面广的体系有问题，一定要从体制机制上动脑筋，这是我们重庆国资委这五年的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