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1911》

　　■王国华

　　著名学者伍立杨在新作《中国1911》中，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一批仁人志士的影像，再现了风云变幻的年代，理想主义者们的真实一面。

　　在“理想”二字近乎奢侈的时代，提起理想，让人恍若隔世，却又如冷水浇头，醍醐灌顶。在这本书里，且不论黄兴、秋瑾、林觉民等早已青史留名者，那些被历史淹没的人，经过伍立杨的打捞，亦露出光亮的一面。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组织的数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赵声病重时将陈英士等同志召于床前，悲愤地说：“我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并连吟“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革命爆发后，在南京读陆军中学的陈果夫和同学辗转抵达武汉，到起义军军务部找到部长孙武，表示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后被安排到炮兵排当士兵。一天晚上，陈果夫和众士兵搬运子弹到黑山，回程不停摇动铁道上的手摇车，精疲力竭，几乎昏倒……

　　伍立杨认为，“历时十余年的定点清除（即暗杀），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武昌起义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定点清除基础上的推导和推倒”。这个过程中，如汪精卫、阎锡山、胡汉民、宋教仁、谭人凤等，皆时时表现出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一面。

　　我一直在思考，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的生活显然比庶民优裕，若按部就班地熬下去，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答案是，那些先知先觉们，都感受到了危机，都被危机逼到了绝路上，“晚清的问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一定要有现代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来做支撑。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追求，不仅适用于西方，而且具有普世意义（伍立杨语）”。他们被使命感催促着，内心已经承受不了，必须突破。他们不在乎什么地位，恰如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宁肯投入部队基层当最小的兵士，去宣传革命，发展同仁。

　　然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清王朝被推翻了，绝大多数活下来的革命者有的攫取了高位，有的疯狂敛财，成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之一，有的成为被人唾弃的汉奸。到了1946年，熊秉坤与吕中秋甚至为到底是谁打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而吵起来。吕破口大骂，并赌咒说：“我的屁股把给别人做脸，第一枪是我放的，枪是我打的，功却被人领去！”林觉民与秋瑾若地下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但你又不能说这是理想主义的破灭，也与所谓的国民性关联不大。关键是他们没有建立一套真正的事后的制约机制。胜者王侯败者贼，大家想的是打天下就得坐天下，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当初的革命者，打天下是为天下幸福，是要把权利交给人民，没有人规定打天下就得坐天下，这是《中国1911》给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