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每年过完春节，就业问题都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今年也不例外。但今年的就业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这个变化能成为一种趋势，则对整个中国社会和家庭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个新变化是，青年就业、农民工外出打工，不再紧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型城市，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离家较近的中等城市，甚至就在自己所在的省、市、地区找工作。这些曾经常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打工的人说，如果在离家近的地方也能每月挣上两三千元，就不会非跑到千里之外的那些大城市去不可，离家近、离父母近、离孩子近，什么事都好办。

　　青年就业难，农民工外出打工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一直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这是中央政府同时更是地方政府的一件头疼事，每年春运有近3亿中国人口大迁徙，也与远距离就业有直接关系。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差距明显的社会中，这种现象近年已经发展到极致。缓解大城市人口膨胀、解决大城市就业难、解决春运难、解决打工与留守产生社会问题，就必须解决就业人口一股脑涌向超大城市的问题。

　　现在这个情况悄然产生了变化，应该说是与中国社会均衡发展产生变化有关系。也就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省会城市及省内中型城市的发展对就业产生了需求，劳动者工资待遇也有所提高，从而逐步吸引了劳动力不再到外省奔波。前几年曾经有个别省份的领导人在全国“两会”上宣称“今年我们计划向外输出劳动力1000万人”，当时笔者看到这则报道，就感觉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因为向外输出劳动力就是把就业压力转移到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把就业问题推给别人，自己还把这当成政绩炫耀。这是执政理念的错误。

　　就业地点的选择产生变化，从就业者个体上看，取决于收入的保证和打工成本的降低，这从表面上看并不是大事，但从全社会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我们会看到，这个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向均衡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对家庭和谐、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要想使这个变化成为趋势，地方政府的努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