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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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14

　　贾尔斯·钱斯

　　虽然很多人将之讥为“清谈俱乐部”，但事实上，每年1月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集会，2000多位全球精英和意见领袖们在这里交流他们的思想。而在此时的全球经济领域，全世界刚刚从2008年10月濒临死亡的经验中逃离并重新找回一些平衡，这样一个集会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对于那些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的人，达沃斯论坛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映世界风云变化的晴雨表和未来趋势的指示器。

　　五年前，在持续多年的低通胀率下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持下，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占据了主流位置。前美联储主席、世界经济的非正式领导者——格林斯潘将无干预的市场信条广为传播。严肃的经济学家、西方的大众以及很多东方人，都接受了这样的格氏信条。2006年的达沃斯论坛就反映了这样一个 “前危机”时期的世界——G7国家尤其是美国决定了整个论坛的日程，而美国金融机构的领导者们则是论坛上的明星。

　　但是在2008年的10月，这些往日的明星们突然纷纷跌倒，经济势力开始从美国领导的G7国家向中国领导的高增长国家转移。而且不可避免地，再过几年或者几十年，政治势力也将跟随全球经济实力由西向东转移。经济危机之后三年，2011年的达沃斯论坛已经开始反映了这样一种 “后危机”时代的转变。达沃斯上，每个主要分论坛都有新兴世界的身影出现，而中国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是此次论坛的联席主席；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余永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德铭，中国商务部部长。

　　2008年的危机粉碎了支撑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型的智力共识。2011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则表明，全世界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和一种能够取代旧有认识的新共识。新的模式是什么？论坛上各国财长、国际组织如IMF的官员以及企业领袖之间的公开讨论似乎提供了某些线索。首先，很多国家用以抵消危机影响而借入的大规模公共债务——主要是旧的G7国家——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债务必须加以控制并削减；其次，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必须发展新的政策框架来支持经济的增长，这些政策将不再依赖于一个部门——金融业的不断扩张；第三，必须进行主要的经济和结构改革，尤其是在金融部门。

　　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接下来的20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中东地区那些增长更快的国家的崛起和发展，要求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巨额资金投入。在中国，诸如三峡大坝、城市地铁、机场以及国内高速系统等建设项目的融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内，因为中国政府成功地将庞大的储蓄部分地用到了国债项目上。但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全球对于经济稳定的需求，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指向了鼓励国内开支和减少储蓄，而不是大幅提高工资收入、稳定物价和完善社保网络。如果中国政府成功降低了储蓄率，那么中国将会越来越像其他的高增长国家那样，需要依赖外部的资本来支援必要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换言之，当全球的资本需求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资本盈余也将缩水。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对投资资本的需求将驱使全球的中长期真实利率（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迅速提高。五年到二十年或三十年期的借贷成本将大幅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大负有巨额外债国家的纳税者的金融负担，尤其是发达国家。

　　债务问题对于仍然贡献了全球GDP四分之一的美国来说尤为严峻。但是，美国在1980年代同样面对着巨额的赤字，在1990年代早期也遭遇了一次金融重创，当时的美国储蓄和贷款行业崩溃而不得不接受援救。通过经济增长和对金融危机的出色管理，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一次，发达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是否也能够成功摆脱自身的难题？

　　美国仍然面临着其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所带来的强大压力。它的失业率也顽固地保持高位，在9%—10%之间。然而，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从未在房市崩溃中受到影响，则正在迎来经济的繁荣。2011年，对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的农产品、自然资源以及工业产品出口增长将帮助美国GDP保持在3%-4%的增速。而欧洲（除了德国）和日本，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例如日本关税壁垒的移除、更加灵活的低成本的欧洲劳动力市场。问题是，改革会发生吗？对危机过后的银行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重新审视表明，我们可能指望不上这个行业发生太大的改变。虽然在危机发生后人们马上就意识到西方的银行业需要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但必要的改革并没有发生。很明显，只有家庭储蓄可以很便宜地用来为风险更高、利润更大的交易和投机活动提供资金，大的综合银行有利可图。但是，当政府确保消费者的储蓄和家庭抵押借款不会因为金融机构的失败而受到损失的同时，纳税人也应该抵制参与投机性投资和金融行为。这些行为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要由企业来完成，因为企业可以接受失败。吸收存款来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必须同投行所从事的投机性和高盈利性的活动隔离开来。但是在美国，Dodd-Frank法案保持了那些大银行完整。在欧洲，银行业未有任何改变，虽然英国的一个委员会将就要求进行银行业改革在4月份向国会提交报告。

　　在发达国家，人们对于艰难、棘手的改革提不起一点兴趣，不管是在银行业还是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虽然经过短期的痛苦，这些改革最终能够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看一下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艰难自我改革尝试，和目前法国和英国政府在全国范围的罢工浪潮下，试图削减开支和政府债务所进行的痛苦战争，就可见一斑。因此，2011年将是三种速度共存的一年：中国和印度领跑高增长国家，平均增速在5%-6%左右；美国的经济增长大约维持在3%；而其他的G7国家将仅仅以1%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2011年之后，仍然处于恢复期的发达世界将一头栽入经济刺激、高利率和迫切减少高成本债务相互交织的艰难局势，使得货币和财政政策更加紧张。

　　到那时，在旧的G7体系内部，危机仍在。甚至不排除银行业再一次遭遇严重失败的可能。那么，长期的影响将是什么？至少，这必然意味着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权力将继续减弱。从G7向G20或G30的权力转移也将持续，甚至加速。对于那些高速增长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领导人来说，挑战是如何分担他们的全球责任和领导权。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通过刺激自身经济以抵消西方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还没有被西方社会所广泛体会和认可。印度看起来则把注意力放在防备中国可能对其东北边境的入侵上。而许多东亚国家则希望美国能够在这个区域内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外交和军事角色，来制衡在他们看来已经大大增加的中国扩张能力。

　　然而，正如朱民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强调的那样，世界经济在未来十年内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只能依靠比二战后所达到的更高级别的全球合作和相互理解来面对和克服。1945年和2008年，两次重大的危机让东西方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希望我们不再需要一场第三次全球性危机来完成全球合作。然而，谁又能预料，就像一场棒球比赛，可能会三振出局。（张莹/译）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