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极端都会产生畸变。美国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常常给人昂扬向上的印象，但也正是这种强调个人主体能动性的文化，衍生出一种“弑母文化”：美国人在潜意识里认为，母亲的亲密培养了子女的依赖性，是对个人独立性的严重威胁，“依恋”就是“受制于人”，而个体要全面确立自己的存在，就必须与这种依赖感彻底断裂，心理上“打倒母亲”由此变成美国式人格健康成长的成人礼。

　　美国文化是一种极其推崇个人主义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疆界分明，子女稍稍长大，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两个成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受到外在力量的宰制与摆布，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国看来是母亲对子女慈爱的表示，在美国人看来却是这种亲密关系中隐含的危险和控制欲。一个成年后仍依赖母亲的人，几乎总会遭到美国主流文化的贬斥，认为这是人格发育不健全或心理病态的表现。用孙隆基的话说，“在美国，人我界限不明朗或认同混淆被视为终极邪恶。”

　　作为美国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电影就充分折射出这种文化心态。孙隆基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系列电影中的母亲形象，指出其思想意识的根源都在于这种对母亲的警惕和敌视。从恋母情结转变为杀母情结，乍看起来很奇怪，但正是美国文化的特点：在美国人看来，能理性控制自我的个体常常是一个男性形象，而女性经常缺乏自我、太黏缠，喜欢亲密关系，甚至通过这种亲密关系去控制丈夫和子女，自己人格不能独立又影响子女的人格独立，因而一个人要独立自主就首先要摆脱这种影响，因为屈服于母亲的非理性要求就等于个体的死亡。

　　因此才能理解美国电影中的常见逻辑：一个男人把妈妈当作依恋和效忠的对象，总不会有好事。他们灵魂已被妈妈占有，成长过程中遇到严重的人格发育障碍，无法再爱上“第二女性”，最终造成认同混淆和一系列悲剧。按照美国的观点，这几乎就是上一代对下一代人权的剥夺和侵犯，会遭到所有人的一致声讨。“让下一代人有自己生活的权利”，早已成为不容挑战的基本信念，因为人们相信处在另一人的阴影下的个体永远得不到成长。而这种以下一代权益为中心的理念的结果，反过来就是越来越不尊重母亲作为人的权益。

　　这种文化在潜意识里认为：自我以外的异体都是假想敌，只不过在家庭生活中，试图控制个人的异体通常正是父母。这种观念一般不去反思“个体可能才是有问题的”，而急切意图划下自我的疆界和全面主宰自我的命运，到最后发挥到极端就是任何他人都有加害自己的潜在可能，一个人唯有全面掌控自己的生命，才能获得安全感和独立性。

　　不幸，正如孙隆基所言，在美国文化中，伸张个体权利、树立终极控制的不二法门却是暴力。许多中学大屠杀案件都表明，杀人者常常是被同学揶揄为同性恋或被女朋友抛弃或平时被欺侮者。这种攻击性一旦爆发，就会酿成惨剧。这也是美国式人格的特点：他对环境不是顺从，而是支配，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环境绝对主宰，而主动出击者才能控制局面，这就必须把压在自己头上的任何势力一概扫除。个体确立自我的结果就是个体的孤独感。

　　这种观念与东亚文化几乎背道而驰。在日本影视中有一类“妈妈物”的文类，总是讲述身为妈妈的妇女如何自我牺牲、受苦，子女却不懂感激，最后妈妈惨死，令观众热泪盈眶——华人电影中也不乏这样的桥段。但美国电影中却从来看不到这类母亲形象，歌颂妈妈的故事绝无仅有，不但如此，美国人也不信任母爱的天性，宁可信赖专业人员，孙隆基揶揄说“‘慈祥’这个造型实在超出美国文化的想象力”。这倒不是美国的母亲不爱子女，而是因为在美国文化中，任何亲密都被视为对个体权利的潜在侵犯，被妖魔化的母亲实际上表现的是个体对自我疆界被颠覆的恐惧。

　　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紧张的母子关系，传统的孝道甚至格外强调对母亲的尊重（《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一例），因此儿子成年后和妈妈很亲近也属“天伦之乐”，但在美国，母子太亲近却容易被联想到乱伦。这也是两种文化的深层差异所在，梁漱溟1923年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人是强调个体权利的伸张，因此每个人之间彼此界限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中国人则相反。西方是有我，中国人无我，父母不顾自身地奉献给子女，而子女孝顺父母时也不计自我，扩展到兄弟、朋友等之间，都是屈己以从人，“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可以说，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我没你”，而东亚文化却是“有你没我”。

　　两相参照，更耐人寻味。中国家长经常对子女说“我都是为你好”时，确实是为他们付出很多，但这却往往忽视了子女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和代际差异，结果，处处替对方着想换个角度看却无异于处处试图控制别人。世上当然没有完美的文化模式，尽管也有美国学者羡慕中国文化中亲子之间相对和谐融洽的关系，但孙隆基在他另一本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解剖起中国文化来也丝毫不留情面。他并不是为了颂扬某一种文化，而只是希望通过揭示一些被人无视、否认、压抑的话语，来显示和洞察那种文化深处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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