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仅是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第一步《财经国家周刊》特约记者 韩福东 点击：4次

　　13年前，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提出“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当下，到了总结与检验的时刻。

　　2010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强调，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我们还面临着较为艰巨的任务。要认清形势，掌握主动，紧紧抓住2011年3月以前这段有限的时间，突出重点，奋发工作，确保如期形成。

　　2010年，中国的立法工作紧锣密鼓。社会保险法、国家赔偿法、代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监察法、国防动员法、预备役军官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有十几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出台或进行了修改。

　　以宪法、法律，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230多部法律中，仅有8部是1978年以前制定的。

　　2010，限制权力伸张权利

　　2010年的最后一天，“新拆迁条例”结束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程序。作为中国首个两度公开征求意见的立法项目，它与民意的对接贯穿一年始终，反映出中国立法程序与实体的新特征。

　　“‘新拆迁条例’本身不是个大法，但却是转型年代的标志性立法。”上海行政学院法治政府研究中心主任陈保中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些年来，中国立法的进步体现在与市场经济的挂钩上，但在市场推动立法的1990年代过后，市民社会的力量开始显现，而“新拆迁条例”则集中体现了政府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关系，“从讨论中可以看出，舆论更倾向于维护公民权利，尽管被拆迁者也有权利滥用的情况。”

　　在围绕“新拆迁条例”民间与官方形成罕见互动的背后，是权力机构走出暗室“开门立法”的立法程序变革。陈保中表示，学界一直有立法走技术路线还是民主程序路线之争，他认为两者都不可或缺。在“新拆迁条例”的立法过程中，专家学者与民间舆论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另一部引发广泛关注的法律是《选举法》，2010年3月“两会”期间的一次修改，使中国城乡选举实现了“同票同权”。一个半月之后，《国家赔偿法》修改，力图在公民“获赔难”问题上掘进。与《国家赔偿法》一道修改的还有《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当前“秘密”泛滥的公文信息现实进行修正。除此之外，2010年修改的法律还包括行政监察法、代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刑法等。

　　密集的法律修改，更多指向的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伸张，这也表明此前的法律制定尚缺乏对此问题的完整认识。即便在此次的修改中，法学界认为亦有遗憾。中央财经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蒋劲松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代表法的修改，关于代表的权利义务，只有人大会议才有资格制定修改，而不应由人大常委会来修改；相较而言，选举法的修改就好得多。

　　而新出台的法律中，则以《社会保险法》与民生的关切度为最高，这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就社保制度进行立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改革30多年的立法，在相当长时间内和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相适应，目前正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进行转变。

　　30年中国特色，共性超越个性

　　考证“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命题的提出，最初是在1982年。据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黄文艺介绍，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立法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法治原则，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1993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又提出到20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次年，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命题。1997年“十五大”报告，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命题的正式确立。

　　目前中国230多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规和近9000部地方性法规，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产物。“这30年的立法数量极为罕见。我曾将之与美国建国初的立法进行比较，中国在数量上并不逊色，还略多一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栋说。

　　在“文革”的法治废墟上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特色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劲松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和西方法系相比较而言的，中国法律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性质，有些西方没有的法律我们也要有，譬如代表法。另外，受苏联法律体系的影响，中国法律体系形成了包括宪法及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在内的七大法律部门。

　　而权力机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说明，可见诸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表述：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我们的法律体系。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我们不搞；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但我国现实生活需要的，要及时制定。

　　王成栋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世界法治文化遗产的关系，在学界和实务部门存在不同认识。他认为，中国特色应该首先是民俗信仰与生活方式上体现出的差异，其次是政治结构和国家机器运行上的差异，“如果说人权、自由、法治带有西方舶来的标签的话，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公平正义，应该是没有国别界限的。”

　　从效率优先到公正优先

　　王成栋认为，中国30年的立法成就，有世界法治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的大趋势在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众诉求，也成为执政者不可回避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执政者亦有一定的自觉自省，起了立法领导作用；而知识分子也在奔走呐喊中有了相当的担当。

　　中国对构建法律体系的渴盼，令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黄文艺印象深刻。他说，执政党的重要文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都反复确认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雄心壮志，并且不断宣布在这一征程中所取得的各种阶段性成果。这种豪气冲天的政治景象，不仅在经验主义传统深厚的普通法系国家闻所未闻，即使是理性主义气质鲜明的欧洲大陆法国家也望尘莫及。

　　王成栋注意到中国立法受到“宜粗不宜细”理念的束缚，“中国法律规范大的架构不缺，缺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在控制国家权力的规范上还不健全、不彻底。遇到问题绕着走，把具体问题交给基层，在实践中自行解决，出现了法律实践中的各取所需，说白了，就是立法的‘刚性不足，弹性有余’。”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也意识到目前立法存在的缺陷。

　　他认为主要体现在，个别起支架作用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一些影响法律有效实施的配套法规还没有出台，都需要抓紧工作；现行一些法律规定中还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适应的问题，需要继续抓紧统筹修改；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面向未来，接受采访的法律学者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仅是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应进一步推敲法律内容，保证其“良法”的属性，同时解决立法“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更多体现民意。

　　立法的“宜粗不宜细”思维亟待解决，增强技术性，并在价值观上从“效率优先”转变为“公正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