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地区，马世芳主持的音乐节目为乐迷所深爱，而他以流行音乐为背景和线索写作的《地下乡愁蓝调》和《昨日书》，则以文字记录了几代人关于流行音乐的听觉记忆

　　苏娅

　　“文字好像可以更讲究一点，但是讲究又不能被人家看出来，所以下笔的时候多一些心思。写文章要是步步为营，每一句都讲究，文章不会好看。”在不经意地对语速的控制中，马世芳寻找着一句话较为准确的表述方式。

　　近日出版的《昨日书》中，马世芳对台湾流行音乐历史中诸多演出现场的描述，让陈达、李双泽、李泰祥、罗大佑、伍佰等台湾重要的音乐创作者的生活与精神的现实跃然而出。

　　在马世芳看来，不同的年纪参与不同的现场，启发是不一样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伍佰的演出，是较为重要的来自音乐现场的经历，当时的他正在念大学，正面临从少年向大人的过渡期，而当时台湾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大探险时代”，政治和社会面临转折期，“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切场景都仿佛隐藏着启蒙的巨大力量，那些深具启蒙力量的现场从来都不只是一场音乐现场。此刻他们制造这些声音给你听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而你此刻站在台下也觉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彼时，流行音乐正经历着与小剧场运动、台湾新浪潮电影、小说、行为艺术前所未有的互动，李宗盛开始给侯孝贤做音乐，它们开始合流了，“流行音乐人难得地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具有启蒙的可能性，流行文化仿佛是一个可以做‘核子试爆’的领域，有趣的演出层出不穷。”

　　“台湾的‘水晶唱片’做出了30年来最重要的唱片，聚集了包括伍佰、陈明章等音乐人在内的核心创作力量”，当时的这群人，满怀理想，举办“台北新音乐节”、“校园巡演”，马世芳记得，陈明章总是背着把木吉他，穿着拖鞋，一个人到了学校的礼堂，弹把木吉他，技法精湛得让人目眩。一个人入迷地唱了很久，会抬起头来问台下：有没有啤酒？总有年轻学生飞奔出去，买回就来，如此，在音乐与啤酒的微醺中，唱到打着酒嗝散场。

　　而马世芳与母亲陶晓清一代的民歌手聊天、采访，总是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他们唱完校园演唱会的时候，一直有大学生在后台等。有趣的是，这些学生非为索要签名，也不是要与偶像合影，“他们只是听了这些歌者的歌，觉得总算找到了一个懂自己的人，学生们找歌手，要跟他们谈人生，歌手也很乐意跟学生们探讨人生。”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谈到，在你刚做广播的时候，母亲陶晓清告诉你——“你绝对不能把没有经过处理的负面情绪透过麦克风丢出去”，在今天“未经处理的负面情绪”如此之多，是否可以从媒体人的角度，分享一些你对这句话的体会？

　　马世芳：母亲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启蒙和职业纪律。我那时在“中广青春网”做兼职的主持人，十八九岁的年纪，那么大的孩子多半愤世嫉俗，看不惯成年世界的事情，喜欢追求貌似苦涩、深奥的东西，因为人太年轻，必须靠追求貌似深奥的东西弥补自己的浅薄和焦虑，听音乐也是如此。那时候做节目也有这个倾向，很容易就变成愤青了。尤其是听到一些情绪乖张的摇滚乐，会觉得很爽，而一些悲伤的虚无的苦闷的东西特别容易吸引年轻的孩子。我母亲当时提醒了这件事，那个时候我只把它当作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接受下来，知道媒体有公共责任，自己就会警醒：如果我哪天任性地放了一首残酷的歌，任性地说了一些残酷的话，害了某位我从未见过的听众，那可不得了。当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自我约束。

　　但是随着年龄渐长，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慢慢觉得正面的能量是我们自然而然渴望的东西。

　　我其实很讨厌励志或者故作光明状，人世间本来就充满黑暗和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很多艺术作品也在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不必把它们一律处理成光明的、正向的，那真是很无聊，可是总有一个叙述的方式，让我们一方面理解了他们的体会、深入无人之境的虚无和绝望，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透过艺术家所呈现的这样的风景，艺术家所探勘这些凡人难以承受的世界，实现一种洗涤。

　　遗憾的是，今天台湾的媒体环境日益耸动，口味愈来愈重，人的感受力会随着刺激感的升级而变钝。

　　日报：你的文字传达了一种很深的“怀旧感”，你对“怀旧”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马世芳：我的文字因为“怀旧”而在华文世界被认可，有它存在的背景。我写的是流行音乐，而华文世界并没有为流行文化作论的习惯，也没有累积太多的论述的方式，不管是抒情的，还是理性的，大家不太习惯为流行文化作史。但我写小时候听的歌，大家觉得这是很稀有的事情，让人们得以借由流行音乐重温一段美好的过往。音乐勾起的感情的共鸣是很强烈的。

　　其实，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在叙述他们的流行文化和庶民文化的记忆时，已经行之有年地在记录中积累和传承。流行文化也有流行文化的教养，就像国学教养一样也是文化底气的一部分，而在华文世界没有这样的习惯，大家遗忘得比较快，很可惜。

　　怀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回到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发现过去的人曾做过那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在意的是后者，流行文化中也有传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这个衔接的过程更完整。

　　我的工作又需要我听很多时新的东西，因此大致不会与时代脱节。听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些让人感动的作品，创作者们都有一种与历史衔接的自觉，他似乎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在艺术中发现一种时间的延续性的时候，会让人感觉非常丰富。

　　让我着迷的事还在于，我会好奇我们的前辈在跟我们一样年轻时干出过什么事。他们也曾经荒唐，也曾经做过一些蛮厉害的事情，我希望不要战战兢兢地仰视他们，把他们神化，我经常边写边想李双泽当时几岁，李泰祥当时几岁，或者历史上那些经典作品创作的时候，创作者的心情，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李双泽28岁就淹死了，就是一个大孩子莽莽撞撞、一腔热血，天真得很可笑，相较于一说到他就把他视为“先驱”要有趣得多。

　　日报：这一代人的青春期，恰好对应着一个同样“年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世故、精明的社会，这算不算一种个人的幸运？

　　马世芳：两岸的发展可以对照观之。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在相对压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试探，比如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张照堂做实验性极强的纪实作品，他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他们未必为多么崇高、伟大的文艺理想，他们只是需要做。那个时代，社会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东西，个人和时代的情绪相契合，非常可贵。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狂飙，政治也开放了，整个社会的状态是一个上扬的趋势，直到2000年之后，台湾正式变成一个被撕裂的社会，变成一个很难在公共议题上获得所有人关注的社会。我隔着海峡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20年时间某些心情的转折，似乎与台湾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的某些心情是互相映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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