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

　　 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的提醒也不绝于耳，但仍有一些专家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坦率地说，这个观点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不算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即便我们采信该专家的“1/4”这个数字，拿它与发达国家的数字直接对比，从而得出税负不高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首先，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福利支出，而在中国财政中这一比例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其次，这些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与我们有着很大不同；最后，进入国库的税收只是政府给国民所带来负担的一部分，现实中还存在一些寻租现象和交易费用。

　　 高税负和相应的财政增长，不仅带来直接的社会苦楚，弱化劳动、生产和投资激励，更重要的是，它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激励机制和价值氛围，而一旦它为自己创造出庞大的受益群体之后，便较难再逆转。

　　 近些年来，改革开放前期那种鄙弃铁饭碗、崇尚自主自立、以开拓和创业为荣的潮流，或许正在迅速消退，政府机关和垄断国企的职位再度成为众人争抢的“金饭碗”，这是社会激励机制上的问题，而随着财政不断增长，财政供养的人口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将继续上升，如果不加以改变，那么旧有分配机制将再度成为资源分配、身份地位和价值评估的决定性力量，而这不利于市场化进程。

　　 未来，中国财政还需要更大的预算立法约束，只有有了更强的硬性约束，即使财政增长，也不会自动将可用预算的资金耗尽。现在我们之所以看到，尽管近年来财政收入始终以20%以上的年率高速增长，但预算依然年年赤字。这说明预算约束还需要加强。

　　 当然，财政增长总有一天会停下来，但那是在税基开始萎缩之时。当人才普遍都在排队抢“金饭碗”时，一些民企失去投资兴趣之后，那么，税基可能就会出现萎缩，不再能供养已高度膨胀的人员；此时，国企将面临巨大压力来提供更多的岗位，而条件只能是放任它们进入原本已经退出的那些行业，但这样一来税基便会继续萎缩，这一循环最终将导致全面的再国有化。

　　 实际上，一些部门执行的审查、检查以及处罚性行政行为时，也需要把握好与市场的边界。一些机构为了获得合法性和体现存在价值，必须为自己找些事做，而最能显示重要性并令人难以忽视其存在的，就是审批、检查和处罚了，换句话说，就是为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设置障碍，由此而给国民和企业带来的成本，以及它所压抑的生产、投资和创新，这种代价远远高出它直接收取的税费。

　　 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是低廉的劳动与土地价格和优惠的税赋令过去十几年的投资热潮和民企扩张；现在看来，这两项优势都已经或正在消失，而财政和行政机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提示投资环境需要及时加以优化。

　　 各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财政一味增长是条单行道，人员精简难以实施。现代国家的司法系统和市场制度，与财政扩张和国家发育是同步进行的。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政府体系现代化正在努力之中，应该“预留”一定的财政扩张空间而不是尽早耗尽。这样才能保障日后的制度建设拥有必要的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