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 涌  黄 莺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金融动荡逐年加剧，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轮番上演周期性危机。后危机时代，由于国际金融体系问题根深蒂固，国际金融治理漫漫修远，国际金融形势依然乱象丛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仍将持续或加剧。

　　一、国际金融市场乱相纷呈

　　尽管暴风骤雨的金融海啸渐行渐远，但是次生金融灾害不断，主权债务危机呈蔓延趋势，国际热钱四处乱窜，大宗商品与贵金属价格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并驾齐驱，货币战争硝烟弥漫，国际金融呈现出百年以来的大乱象。

　　债务危机阴影不散。2010年5月，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借希腊债务问题而引爆“笨猪四国”债务危机；11月，爱尔兰债务再次拉响欧洲债务危机警报。以这两次危机为节点，欧元兑美元汇率演绎了先贬(20%，从2009年11月25日起算)后升(17%)再贬(8%，截至2010年12月3日)的大起大落行情，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其实，发达国家整体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0年，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净债务额将分别占其GDP的65.8%、67.4%、68.8%和120.7%，均超过60%的国际公认安全线。预计2015年，仍将分别高达84%、74%、76%和153%。预计发达国家在未来20年将持续面临高债务的困扰，到2030年其债务才可能降到60%以下。因此，主权债务利剑将长期悬挂于国际金融市场。

　　货币战争硝烟弥漫。2010年8月开始，美国不断释放第二轮“量化宽松”信号，驱动美元对外贬值。8～10月，美元相对于全球主要国家货币下跌16%左右。与此同时，主要出口国为捍卫国际竞争力，纷纷采取各种非常规方法阻止本币升值，并开始互相指责。“货币战争”一词被政界、商界、学界与媒界广泛引用。美国为实施“量化宽松”挑起货币战争，浑水摸鱼，稀释沉重债务，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量化宽松”与“货币战争”自然剑指中国与人民币，美元与人民币由此开始新一轮博弈。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进程重新启动，美国开始利用各种手段威压人民币快速升值。2010年11月，在美国推动下，“参考性指南”(indicative guidelines)被写入G20首尔峰会领导人宣言。中美较量的主战场可能从汇率问题转向对经常项目顺逆差的限制问题。

　　国际热钱投机肆虐。发达国家将利率调到0或接近于0的历史低点，与此同时实施“量化宽松”，洞开货币闸门。在美欧强化金融监管的作用下，国际金融形成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高地”与新兴国家“金融监管洼地”的明显差异。鉴于新兴市场的经济前景优于发达经济体，且利率水平普遍较高，部分新兴经济体甚至已经进入加息周期。受到升值预期和利差的驱使，国际套利套汇资金持续不断地涌向新兴市场。

　　大宗商品与贵金属价格暴涨暴跌。美国释放第二轮“量化宽松”信号之后，美元贬值预期驱使大量逐利资金进入国际商品市场。国际油价一改过去8个月的持续震荡行情，从8月底的每桶70多美元出头迅速蹿升到12月初的90多美元，创近两年新高。2010年，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水、旱、风、震、林火、海啸、火山爆发等不断侵袭各国，农产品减产较重，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奖入限出，国际资本乘机兴风作浪，使小麦、玉米等粮食价格涨幅分别达6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黄金与白银的上升势头锐不可当。11月9日，作为美元价值指示器的国际金价一度突破1400美元/盎司的大关，冲上1409.8的高点。国际银价也一改震荡格局，从7月份每盎司18美元升至12月初的28.54美元，为近30年之最高。

　　发达国家银行业仍面临严峻挑战。次贷危机与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重挫发达国家的银行业，迄今有毒资产难以消除。IMF估计，全球“有毒资产”已核销2/3，美尚留4000亿美元。有分析指出，美至今未找到处理庞大“有毒资产”的合理方法，资产泡沫破灭后其实“有毒资产”并未得到清除，只是通过修改会计规则和冻结债务清偿的方式暂时将金融机构坏账掩盖起来，当这些坏账掩藏不住时，美国有可能再次爆发金融震荡。此外，面临巨大融资压力。到目前为止，欧美银行系统仍无法有效延长所借资金的还款期限。在未来两年中，超过4万亿债务必须获得新的融资。目前，批发融资(包括从央行获得的借款)高达欧元区银行体系总债务的40%，美国、英国和日本为25%。在持续承受“去杠杆化”压力下，如果银行无法及时从市场融资补充资本，那么将进入新一轮更加困难的“瘦身”期。在“有毒资产”和融资困难的重压下，欧洲银行的造血功能难以恢复，信贷增长缓慢。IMF预测，在不注资的情况下，2010～2012美国信贷增长可能仅为10%，远低于储贷危机爆发后的23%(1993～1996年)和2002～2003年经济衰退后的15%(2004～2007年)。缺乏信贷支持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更加曲折。

　　二、国际金融体系愈发无序

　　国际形势巨变，美国“说了算”的日子正一去不复返。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暂时稳定了国内金融局势，而后通过“量化宽松”等松弛的货币政策，以及发动一系列对欧元、人民币等的“货币战争”，实施“国家债务国际化”，来转嫁危机，如此只能加剧作为美国经济霸权核心的美元的地位在不断滑落。此外，“双速世界”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美欧财政与金融政策龃龉不断，加剧国际金融体系愈发无序。

　　美元——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国际金融动荡的根源。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入以美元为核心的无锚定的浮动时代，随着国际金融动荡，该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首先，美元为关键储备货币，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过大。尽管美国经济只占全球GDP的24%，但全球外汇交易、外汇储备和世界贸易结算却大部分使用美元。美国货币政策的转换经常引发其他经济体的严重震荡。其次，现行体系导致全球外汇储备膨胀，流动性泛滥。全球外储从1995年的1.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5%)上升到如今的8.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4%)。新兴经济体拥有其中的2/3，且其中大部分是过去10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是对经济学逻辑的挑战，它意味着穷国为富国提供廉价融资，而不是投资于本国。再次，资本流动规模过大，游资来去无常。过去30年，世界经济进入金融危机频发期。在现行体系中，资金时而泛滥、时而枯竭，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十分不利。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以上三大弊病互相交织强化的结果。

　　危机爆发后，美国两度开闸放水，向全球释放巨额美元流动性。由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全球“货币战争”与经济摩擦，实质上是美国借策动美元贬值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和其他国家捍卫本国利益拒绝被转嫁危机之间的激烈斗争。不少学者认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对提振美实体经济意义不大，但表现出明显的外溢性。即美国通过大肆印钞牵引本币贬值，稀释巨额债务，侵蚀债权国的权益；另一方面，释放出巨大流动性，通过货币政策的松弛与紧缩，引发新兴市场的泡沫膨胀与破灭，为美国金融资本洗劫他国财富提供便利。

　　“双速世界”奠定国际金融体系愈发无序的基础。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表现迥异：复苏速度一慢一快、通胀指数一低一高、热钱流向一出一进，由此导致经济政策一进一退，出现所谓的“双速世界”。发达经济体选择加强(如美国)或保持(如日本、英国和欧元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新兴经济体希望稳定外部汇率环境的愿望发生激烈冲突。早在2010年8月美国释放“第二轮量化宽松”信号之前，新兴市场就已明显感受到“本币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三重重压。为减缓压力，新兴市场采取了干预汇市、出台或提高金融交易税，甚至加息的做法，宏观经济政策趋紧。发达国家加强或保持“量化宽松”无疑将加大新兴市场调控经济的难度，甚至抵消其政策效果，埋下危机隐患。一方面，新兴市场若选择干预汇市抑制本币升值，将导致美元储备增加，国内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新兴市场若选择加息抑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则可能强化本国货币的升值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热钱涌入。经济形势差别导致货币政策的不同，使得以G20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合作更加困难。

　　美欧财政与金融政策龃龉不断构成国际体系无序的新变量。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出现“双速世界”的同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之间的经济差异、金融博弈也日趋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之间便出现了金融监管的政策分歧与国际金融改革主导权的争夺。美国监管改革强调的是“强机构、弱规则”，欧洲则突出“弱机构、强规则”。欧洲强调对评级机构和对冲基金的监管，美国则以征收“银行税”反制。在2010年6月召开的G20多伦多峰会上，美欧间财政刺激政策出现严重分歧。由于欧元体制的稳定性受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欧盟决定重整财政纪律，退出财政刺激政策，而美国力主继续刺激，至今尚未出台财政整顿时间表。在11月召开G20首尔峰会前夕，美欧分歧蔓延到货币政策上。美国宣布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这迫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宣布暂缓实施相机退出政策的计划。鉴于欧洲在金融危机中受创程度不亚于美国，且欧元区受体制因素限制不能无限制透支财政和货币政策，欧美汇率冲突极可能随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激化。(以下略)

　　江  涌  黄  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