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勇

　　

尹明善希望媒体能多为民营企业呼吁，以此使民营企业渡过眼下的难关。尹明善打了个比喻，大地震后，在一片废墟和光秃秃的山上，最先长出来的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的野草，而民营中小企业就是野草，因此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政府应该对民营中小企业要重点扶持。中小企业的财产也是国家的，不能对民营企业的财产损失不感到心疼扩大内需成为2008年底的主旋律。而对民营经济而言，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使得民营企业感到刻不容缓，一场深刻的自我调整正等待着中国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这个冬天里，普遍日子都不好过，来自官方的统计，城镇失业率已达9.4%。这一数据也再次佐证，有就业“蓄水池”的民营企业出现了倒闭潮，但来自广东官员的公开化说明是，确实有开工不足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关门，但并没有出现倒闭潮

　　◎客观地说，在一定意义上，中小企业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小企业能否突围，是中国经济能否突围的关键。而当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单受国际、国内的经济变化和影响，更多的还受困于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

　　◎民营经济之所以成为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其关键就在于所有制的问题。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其实已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公有制实现的多种形式，当然这在当时是一重大的突破，但在我看来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民营经济的发展将势不可挡，是实现中国达到理想彼岸必须要走的路，下一个30年，所需解决的问题或是说方向，就是在所有制上必将有重大突破。天下只有两种权利——公权和私权，只承认“公”，不承认“私”，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背叛

　　2008年的下半年，关于救市的观点，中国始终处于争执之中，人们对自由市场制度产生的质疑主要体现在股市和楼市上，而在经济学家许小年看来，自由市场制度虽然遇到麻烦，但不会消亡。

　　我有一个观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我看来始于2001年的“9·11”。“9·11”使美国人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发生了变化，但客观地说，“9·11”之后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应该说是估计不足。而2001年发生的安然事件和世界通信公司丑闻，更没有使人们提高警惕，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这些事件，其实给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但没有谁会想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有一天突然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

　　中国2008年全年GDP增速，到年底保持在9%，从全球来看，已是一枝独秀了。

　　民营企业在这个冬天里，普遍日子都不好过，来自官方的统计，城镇失业率已达9.4%。这一数据也再次佐证，有就业“蓄水池”的民营企业出现了倒闭潮，但来自广东官员的公开化说明是，确实有开工不足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关门，但并没有出现倒闭潮。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一切事物又都是在发展变化中，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变化的。这既是辩证法，又是自然之法则。

　　2008年底，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活动，分别见到柳传志和尹明善，一个是已近70岁的人，一个是已过70岁的人。中国有句老话，人活七十古来稀。而现实是，这两位让人尊敬的企业家，仍在生意场上不停地忙碌着。尹明善希望媒体能多为民营企业呼吁，以此使民营企业渡过眼下的难关。尹明善打了个比喻，大地震后，在一片废墟和光秃秃的山上，最先长出来的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的野草，而民营中小企业就是野草，因此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政府应该对民营中小企业要重点扶持。中小企业的财产也是国家的，不能对民营企业的财产损失不感到心疼。客观地说，在一定意义上，中小企业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小企业能否突围，是中国经济能否突围的关键。而当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单受国际、国内的经济变化和影响，更多的还受困于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中小企业还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如能真正终结“野蛮生长”，那么公共政策的走向会更加有的放矢，真正形成一种公开、平等的共享的制度机制。

　　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应该说这是30年改革开放所得出的结论。但中国的现实，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绕过去，始终困扰着我们，那就是所有制，显然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这本书就要收笔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不讨好地要说这个问题？这可以说，又回到本书第一章“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民营经济之所以成为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其关键就在于所有制的问题。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其实已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公有制实现的多种形式，当然这在当时是一重大的突破，但在我看来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何为有其名无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全面实现国有化的时候，对全国老百姓是有承诺的：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而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等都由国家包了。显然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而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承诺被放在一边了，国家和单位不再大包大揽了，责任回归了老百姓个人。自己把握自己，这是一种进步，更是对人的解放，但有很多问题又被忽略了，如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没有还给老百姓，过去对称的交易早就不存在了，但一切又都无法推倒重来。这一历史，已无人再提及。

　　我所要记录的中国民营经济30年发展史，其一，是要把这段民营经济发展史完整、准确地保留下来，我曾在动笔之前，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对历史负责，可以经得起后人的检验，后30年、60年、100年都可以检验。虽然在一些读者看来，我对已过去的30年民营经济发展史的记录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我敢说，它是真实而准确的，或是说基本是公正的。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深知对历史负责，需要的是客观，但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就如同绝对真实是永远也无法达到的一样，历史的真实永远都是相对的，但书中强调的主观色彩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因此我敢说，我所写的这本书，有着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历史价值，在这一点上我无须谦虚，我谦虚了，反而是对历史的不负责。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勇气所在和价值所在。

　　其二，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我明确地回答，通过这本书，可以更好地预知未来，可以从中坚定地看到民营经济之后的走向。民营经济走了30年的发展历程，民营企业家在纷纭、浮躁的物质利益驱使下，重商主义一度占领了人们的价值观，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民营企业家们仿佛很快就失去了方向，有人说，2009年将是中国民营企业寻找方向的一年。其实对一个企业的个体而言，总是在不停地寻找适合企业生存、产品在市场中站得住脚的方向。而对中国整个民营企业而言，那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将势不可挡，是实现中国达到理想彼岸必须要走的路，同时，我可以告诉大家，下一个30年，所需解决的问题或是说方向，就是在所有制上必将有重大突破。历史已证明，无人负责的所有制不是好的所有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必须是有人负责、能够保值增值的所有制，必须是劳动者个人有一定支配权的所有制，而对私有制也不能盲目地否定。天下只有两种权利——公权和私权，只承认“公”，不承认“私”，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背叛，我们这样的苦头已吃过了，但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都必须要在制度和法治的框架下，使其推动社会向着人们理想的彼岸靠近，除此之外，都是瞎折腾。

　　下一个30年，仿佛是有意让中国人重新站到一个必须跨越过去的点上。2009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还是“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90周年。而下一个30年正是在“金融海啸”的背景下等待着仍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彼岸仍在等待着中国人，改革仍没有结束，仍有很多事要做，才能使中国人靠近彼岸。我认为，下一个30年，通过改革要解决的问题绝不比上一个30年轻松，它更需要智慧和勇气，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应该有足够的准备。在我看来，下一个30年，来自4个方面的深刻改革是无法绕开的，其一，必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要解决的就是权力和利益的问题；其二，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打破垄断，进一步在所有制明确上会有更本质的突破；其三，社会阶层的革命，重建社会关系，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将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其四，文化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建立。这四个方面的改革突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但不能忘记的是，2008年还是中国大跃进运动发生50年，但很少有人提及。如此荒唐的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当时全民参与，目的就是实现“强国梦”，而结果是导致严重的饥荒，这段历史无人再提。但忘掉过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那段历史也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的，历史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中国人是一个热衷于创造“奇迹”的国家。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各地到处敲锣打鼓，宣告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资本家们谦卑地给毛泽东报喜。苏联人当年是用了12年的时间恢复经济，又用7年时间才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而我们只用3年的时间就恢复了经济，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速度，包括此前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使毛泽东“人定胜天”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想得到飞扬。1955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想法，他的说法是准备100年，力争50年，计划75年。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上他再次提出这一设想，就明确提出要力争五六十年赶超美国。而到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就变成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30年左右的时间赶上美国。

　　正是在这种豪言壮语般大无畏的“强国梦”驱动下，大跃进运动发动才几个月时间，粮食的产量就到处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在到处“莺歌燕舞”并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在工业上要创造奇迹，于是，全国上下9000万人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钢铁产量也直线上升，就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都在自家的后花园里搞上小高炉来炼钢铁。现在看来是如此滑稽可笑，显然，这一切，不仅仅是善良的中国人对实现“强国梦”过高的期许和违背发展规律，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我们也可以放到一边，其实更多的还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下边所有的事情和实践都需要上面来决定，都得按上面说的办。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30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有着多么深远的现实意义。

　　针对大跃进的荒唐，针对文革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人们时常会问，这样的历史还会重现吗？我想，谁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不可以避免，可不可以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这主要来自于法治的建设和制度的建设。国有经济成分过分强大，势必会破坏各行各业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制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但在我看来这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的意思，这也同样表现在对所有制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2009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把民营经济发展30年，放在共和国发展60年的大背景下，会让我们更好地重新认识“公”和“私”，更充分地认知“私”，更会增加我们对未来的足够想象。虽然2008年底，由美国金融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已在全球不断地显现，但中央政府显得格外从容和冷静，客观地讲，中国金融界整体是安全的，也深知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主要来自哪里。

　　扩大内需成为2008年底和今后一时期的主旋律，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已成为人们应对经济危机的广泛共识。而对民营经济而言，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使得民营企业感到刻不容缓，一场深刻的自我调整正等待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化“危”为“机”，如还靠过去的粗放的、传统财富增长的老套路和老办法，必将在这次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被市场所淘汰。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3-5年的调整期。

　　30年前，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敢于面对各种问题和矛盾，从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也是机遇，“危机导向的改革”已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实效。

　　“中国可以在危机后率先复苏”，这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30年的改革开放，共和国60年的不断进取，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令全世界期盼的“大国新形象”必将屹立在东方。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