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丹红

　　从去年对赵作海错案启动再审程序，到此次河南农民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司法问责，应该看到，审判阶段出现的问题，许多时候根源未必在审判本身。审判只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处于问题解决的下游。社会层面遗留的问题夹杂着法律层面上的困境，传导到了作为神经末梢的案件审判上。当社会纠纷中产生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疏导，累积下来的包袱有可能像“最后一根稻草”，成为司法难以承受之重。即使退缩到刑事诉讼领域内讨论，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案件的审查判断上仍未脱离“接力棒”模式的老毛病。除非有重大证据变化，否则后一诉讼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确认和配合，纠错功能难以发挥。一旦侦查或审查起诉存在问题，错误地立案或起诉，考虑到未决羁押可能带来的国家赔偿问题，法院只能被动地作出有罪甚至罪重的认定。

　　偷逃过路费案的离奇判决，挑战了人们的日常性判断，稀释了社会对法院裁判的认同度。如何让审判沟通社情民意？就现行制度而言，检察院有人民监督员，法院有人民陪审员，实际上都能在沟通民意的基础上促进司法机关公正办案。只是，人民陪审员“陪衬化”现象，使他们并不能像制度预设那样参与重大案件的决策，而不参加庭审过程的庭长、主管院长等审委会成员却有实质上的决定权。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也只限于检察院自侦的职务犯罪案件，而不包括普通刑事案件。其实，此类可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案件，恰恰最需要有随机选取的普通民众以自由、诚实和秉承良知的参与，并发挥其在合议中对案件的影响力，同时监督法官的审判过程。

　　《人民日报》（吴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