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少林寺CEO释永信1月8日在一个论坛发言时透露，少林寺在伦敦、柏林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公司，另外还间接办了一些公司。这一说法立即引起了争议，以至于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大梁不得不出面澄清，称“是媒体误读和误导”了释永信的说法，还解释说，与海外企业社团登记注册制度不同，少林寺其实办的不是“公司”，而是“文化中心”。

　　出家人不妄语，不犯口舌之争，乃是戒律。钱大梁一个疑似俗人，挺身而出，不顾顶头上司（至少是名义上的）兼少林寺方丈、大和尚以及统摄少林寺形象的代言人的面子，言语针对媒体，却隐含着对释永信明显的冒犯和不敬，意思分明是，要么释永信水平欠奉，要么释永信失言口误，连“公司”和“文化中心”都分不清。一个经理人为了少林寺的整体利益如此奋不顾身，勇气可嘉。一直毁誉交加的释永信以及他依托的少林寺，这回想必又丢掉了观众不少的印象分。

　　然而，实事求是地看，许多议论和质疑确实误读了释永信在论坛上的发言。仔细研读释永信的只言片语，我的理解是，海外办公司只是释永信手中的证据，他的重点是反驳外界针对少林寺过度商业化的指责。他称少林寺在国内“都不是法人单位”，可以读出的潜台词显然是：法人都不是如何商业化？进一步而言，难道少林寺非法经商吗？

　　释永信还有一段我看来更为关键的话语，不幸被忽略或轻视了。报道称：“释永信表示，少林寺目前发展的重点是在海外，‘在国内没有做太多，重点主要在海外，我们的武僧和法师都用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在当地传播，海外发展壮大了，才能在国内有话语权。’”释永信显然是以抱怨的口气明确表示：少林寺在国内话语权不够—字里行间洋溢着挥之不去的怨气和委屈。

　　无疑，释永信这是在示弱并且表达不满。他不肯爽直，而仅是委婉地将少林寺的弱势和他的不满，通过“国内话语权”呈现出来，可以认为是一种有所顾忌的谦恭隐晦的修辞手法。说白了，他并不认同，也并不在乎外界对少林寺过度商业化的诟病，而是竭力暗示少林寺国内发展瓶颈的所在，表达的是对现有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的不满与无奈。

　　许多对少林寺商业化产业化的指责，都不免陷入一个观念的误区，将宗教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二者不能兼容，非此即彼。然而从经济学的史观看，任何宗教，从来都难与经济活动绝缘。而当今的市场经济，本是由基督教文明派生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200年前，当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通过观察宗教现象发现，一些小教派经常会取得财政上的优势。他还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竞争导致有活力的宗教团体的出现，而建制教会则沉溺于懒惰。少林寺无非就是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一个例子，一个在竞争中胜出的品牌而已。

　　虽然表面上看，少林寺是借助传统文化之力，包括佛教、武术、中医中药等元素，通过电影等大众媒介的传播，获得了举世闻名的声誉以及丰厚的经济收益。但本质上少林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回望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市场经济兴起的过程，也是宗教复兴和多元化的过程。日渐升温的民间宗教热潮，体现在调查报告中，以宗教种类的繁多和信众的持续增加为主要特征，充分显示了中国民间社会在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巨大需求缺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显露：在不乏有人将市场当做信仰的同时，一个人气鼎盛、交投两旺的信仰的市场也正在形成。

　　目前触目皆是的宗教文化热和兴旺的信仰市场，正是在生活逐渐改善之后，民间巨大需求的反映，具有浩浩荡荡的势头。外界对少林寺过度商业化的质疑，以及释永信的抱怨，恰好凸显了这一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观念，其二是管理。

　　坚持道德化和神圣化宗教的传统观念，非但不会承认信仰市场的存在，更不能容忍把信仰视为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于是，饱含道德激情和宗教热忱，挺身而出高调质疑、大声反对，就成了这种观念引发的必然结果。而政策和管理的滞后，则可能导致信仰市场发育不善甚至畸形。比如说，少林寺的面目就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不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以弘扬佛教为主的道场，还是推销中国功夫或者说传统文化的商家。换言之，要剔除和避免已然形成的庞大的信仰市场的流弊，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而选择按市场规律办事，无疑是一个恰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