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两低”局面依然没有明显改观

　　记者 张舵 陈钢 蔡玉高 北京 西安 南京报道

　　我国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数量近年持续快速增长，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仍然严重偏低。记者近日在北京、陕西、江苏等地调研了解到，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应用型科研尚未完全遵循市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存在“拉郎配”现象，新产品产业化服务体系也很薄弱。科研立项、成果转化和市场开发三大环节尚存运转瓶颈，使大量科技成果成为“展品”，科研价值难以形成生产力。

　　半数科技成果成“展品”

　　在记者调查中，大部分专家反映，我国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大约有一半是不可转化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来为了应用的技术成果，但因为在科研立项的时候就“脱离了实际”，成果鉴定之后，只能束之高阁成为“展品”。

　　经过改革探索，高校、科研院所原先相对独立、封闭的科研体制已经有所改善；成果转化机制不断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逐步打通；科研活动的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科技投入和成果产出的主体逐渐多元化。近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以每年20%左右的比例增长，年投入额达到4600多亿元，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两低”的局面依然没有明显改观。

　　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在发言时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治平说：“我国一些应用技术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国内一流、世界领先，而不注重实用价值，立项开始就决定了只能是‘展品’。比如，32纳米的芯片处理器制造技术，英特尔已经推出，我国科研部门也准备投入研究。然而，根据目前的立项要求，就算我们研究出来尖端的32纳米技术，与之配套的光刻、薄膜沉积、化学抛光、离子注入等生产工艺也根本不具备，技术变为成果十分渺茫。”

　　西安交大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席保锋说，目前我国许多科研活动的开展以申报项目、开展研究、报奖、鉴定为主，科技成果的数量主要表现为：成果鉴定、各级获奖、专利，而不是以最终形成产品、商品来认定和评价，难以促使科研活动更好地联系实际。这种评价体系重视了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而忽略了“市场价值”。

　　“夹生”技术难消化

　　产学研用相结合，是应用技术研究突破中试环节，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记者调查发现，因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特别是高校的价值体系不同，一些产学研合作“重形式、轻内容”，产生了许多难以消化的“夹生”技术，这是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另一原因。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然而长期以来，科研人员的技术，从实验室成果变成产品，往往需要大量投入，进行一系列市场化导向的研发，企业并不一定很看好。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杜进平说：“比如科研机构研究出一种生物农药配方，理论上很好，但其生产成本、使用便捷程度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企业就会看不上。”

　　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我国企业承担科技计划项目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95%以上的项目都有企业参与；863计划课题依托单位中，企业占30%；国家重大专项课题中，企业牵头的超过50%。一些研究者认为，尽管目前许多科研项目有企业参与，却未能完全改变科研立项的“学术思维”。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市场总监张建宁说，目前很多科研项目的确立，形式上经过了市场调研，征集了相关企业的建议，也可能有企业参与项目，但并没有完全改变科研立项的学术思维。从科研项目最初的指南到后期的评审，还是专家在主导，难以真正体现“市场意识”。

　　一些科研人员举例说，关于传感网的技术，全世界的研究都在“钻牛角尖”，产业界普遍认为这项技术不可转化应用，但我国一些机构还在大力投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此外，我国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项目”，已做了5年，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由于通信企业这几年忙于3G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个项目近期才进入试商用阶段，项目的效益有所延迟。

　　走向市场需助力

　　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2007年至2009年，我国应用技术成果未应用或停用的原因，主要是资金问题，各年度的比例保持在50%左右。其次是技术问题、市场问题、政策问题、管理问题，市场问题所占比例保持在10%左右。从产品到商品，是应用科技成果价值的最终体现，一些成果没有迈过这道“槛”，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又一原因。

　　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杜进平说：“目前很多风险投资‘不担风险’是造成许多科技成果止步市场的重要原因。我们企业2008年创立之初，找了四五家风险投资机构，也没拿到钱，如果不是当时找了两个自然人合作，我的公司早就消失了，更谈不上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北京格林曼光电科技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节能LED灯饰的小型企业，公司总裁张华说：“对节能产品而言，推广应有利于社会发展，但往往生产成本高，消费者接受程度低，市场推广难度大，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失败的风险就很高。”张华告诉记者，她前几年在珠海创业时，当地一家企业开发生产的中央空调尽管质量不错，但多年进不了政府采购目录，“这样就很不利于技术创新、技术转化。”

　　新的技术产品走向市场，既是研发的目标，也是持续创新的动力，却往往受到制约。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说，在市场应用中改进和提高，是技术进步的基本规律。对于企业来说，在应用中持续改进是一个累积性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技术能力成长的过程，但我们的政策导向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市场中，轿车、电梯、计算机、通信设备，打印机、软件等大宗采购，基本上为外国企业所垄断，有些大型工程设备优先采购国外产品，有些地方政府采购外国企业软件的比例高达90%以上，形成了对我国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壁垒。

　　强化市场驱动 打破科研机构“闭门造车”

　　调动科研机构转化技术成果的积极性，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前提。专家建议各级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应以提高经济效益的整体目标立项，构建企业为主的应用研究投入体系，从而全面打破科研活动“闭门造车”的状况。

　　记者 张舵 陈钢 蔡玉高 北京 西安 南京报道

　　立项 变“学术思维”为“市场思维”

　　专家认为，某一个应用技术项目应不应该立项、立项时机是否恰当、应该投入多少经费，这些问题企业往往比专家更清楚。在科研项目指南的确定和立项评审中，让相关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负责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可以减少“学术思维”主导带来的立项误区。

　　目前我国各地许多应用型科研项目的确立，大致要经过征集建议、发布项目申请指南、科研机构或企业申报、专家评审4个环节。北京大学教授周治平、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市场总监张建宁、北京网秦天下科技公司首席运营官史文勇等人认为：这种立项体系，表面上看是公平、公正的，但因为“裁判权”主要掌握在专家组手中，专家可能在技术上是权威，但在市场应用的判断上未必很准确。因此，科研立项的主导思维很大程度上还是“学术思维”、“专家思维”，缺少“市场思维”。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市场总监张建宁说，在我国通信行业，华为、中兴、大唐电信公司参与、甚至主导了很多科研项目，使这些项目较快地进行了市场化应用。比如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空间接口技术标准TD-SCDMA的研发和运用，由大唐电信公司牵头与17座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实施，使这一技术比较顺利地进入了应用领域。

　　改变科研课题“单打一”，也有利于科技成果价值的实现。专家指出，一个产品的研究，往往包括多项科技成果。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改变目前科研项目大多以单个环节、单项技术指标立项的办法。

　　据记者了解，《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重大科技专项研究，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这种方式有效地改变了课题研究的分散性、割裂性，应该推广到所有应用研究的立项当中。

　　投入 变“重应用”为“重基础”

　　政府加大科研投入是件好事，但目前政府投入有“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倾向，使应用研究的“皇粮”增长过快，不利于调动科研机构“眼光向下”转化成果的积极性，不利于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200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达到4616亿元，比上年增长24.4%，其中，国家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了1.54%，较前些年有了明显提高。

　　随着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有充足的项目可以申报成功，实验室就缺少把技术转移出去、面向市场谋求科研经费的压力和动力。记者了解到，因为这个原因，许多高校往往组织“很强的班子”跑部门、争项目，但对外技术转移工作却十分薄弱。

　　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张炜说，美国高校基础研究的经费比重在2/3左右，我国政府投入高校的研究经费中，基础研究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一比例，应用研究经费比例又远远高于美国高校。

　　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治平等人认为，国家科研经费增长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或者提高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引导，从而让企业成为应用技术研究和转化的主体。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公司总裁助理周昕、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杜进平等企业负责人反映，目前政府部门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更愿意给高校、科研机构，一大原因是它们属于科研、教育系统，即使项目失败了大家也没责任，但如果项目给了企业，会有更多的“责任风险”。

　　杜进平说：“为了让科技投入更有效，应该打破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客观来讲，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往往高于纯科研机构。”

　　“没有市场前景的技术研究，企业一般是不会做的，如果让更多的研究机构‘为企业打工’，科技成果转化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西电电气公司科技技改部副部长何利利说。

　　驱动 从“找部长”到“找市场”

　　在我国，最近十多年来，应用型科研院所大多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从“找部长”到“找市场”，实现了科研与市场的对接。但很多政策的规定过于笼统，科技成果转化在操作上存在一定障碍。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曾出现科研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严重问题，原因主要是：根据当时美国法律，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归联邦政府，大学等科研部门没有转化的动力，而且联邦政府的技术转让非常复杂。直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拥有2.8万个专利，而用于生产的仅占5%，高校每年获得的专利不到250项。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从1980年到1987年出台多项法案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核心法案是《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即《拜杜法案》)。这一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转移给大学，政府不享有直接回报。此举促成了“硅谷”等一批以高校智力资源为依托的高技术产业新城。2001年，美国高校签订技术转让合同4000多项，转让费10亿美元，企业对高校的科研资助，也从1985年的6.3亿美元，提高到22亿美元。

　　在我国，最近十多年来，应用型科研院所大多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从“找部长”到“找市场”，实现了科研与市场的对接。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江安说：“改制以来，我们既是科研院所，又是科技企业，科研活动都是面向市场的，转化率可以说是100%。”

　　西电电气公司科技技改部副部长何利利说：“科研院所改制的效果说明，科研机构从事的应用型研究，要真正实现价值，就应该真正以市场为导向。”

　　我国1996年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9年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2002年《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等，出台一系列措施，激励广大科技人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但很多政策的规定过于笼统，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障碍。

　　北大科技开发部部长姜玉祥说，高校在落实这一规定过程中，就面临程序太复杂的障碍，科研人员或学校若想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企业合作，从专利技术评估到领导签字，再到走完财务部门审批及招拍挂等一系列程序，耗时长、效率低。

　　比如北大曾执行过一个人工耳蜗的科研项目，是中国和古巴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北大把这项项技术进行评估、报批、知识产权转移等手续办完，程序走了近半年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侯义斌、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永进认为，我国应考虑制订专门的《技术转移法》促进高校转移技术，还应该对已有的相关法律进行梳理，对不能有效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规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程序应该简化甚至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