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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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1-17

　　张琪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新加坡前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马凯硕从来不是一个反西方论者，更不是反美主义者。相反，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是，他是西方的“朋友”。对于人们常常称他为“亚洲价值观不遗余力的鼓吹者”，马凯硕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所有关于西方和美国那些听起来让后者愤怒的言论，都只是作为朋友的逆耳忠言。“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是一个反美主义者。我坚信国家就像个人一样，只有容忍不讨人喜欢的批评者才能充满生机……我希望美国成功，新加坡希望美国成功，全世界都希望美国能成功。”

　　“如果亚洲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更为优胜，那么为什么亚洲会落后几百年？实际上，我对亚洲的批评要远远甚于对西方的批评。”在马凯硕看来，亚洲仍在不断重复着他们在那些古老年月里犯过的错误。所以，亚洲应该向那些更先进的文明学习，那就是西方文明。他甚至说过，如果有哪种力量能够最终拯救我们，那这种力量一定是西方文明，正是它把我们带到如今这样的一个世界，而近几个世纪来的人类进步都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成果。而美国，马凯硕称它是迄今为止最值得赞美的社会。

　　当然，他那本著名的《亚洲人会思考吗》出版于1998年，那会儿亚洲社会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之前“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让全世界追问驱动亚洲经济成功复苏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对于所谓“亚洲价值观”讨论也甚嚣尘上。然而，在1997年夏天突然来袭的金融危机让原本看上去健康的亚洲经济转瞬陷入困境。“亚洲价值观”的存在又被重新质疑。在这本书里，马凯硕首先把问题提给了亚洲人自己：曾经最成功、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亚洲社会为什么现在被远远抛在背后？作为第二个目的，他提醒西方社会，不应低估亚洲人的思考能力。《亚洲人会思考吗》在西方世界成为人们讨论亚洲问题时一个重要参考视角，也使马凯硕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发电子邮件给马凯硕说，你的书竟然比我的书卖得还要好！更加令他自己都颇感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今天，这本书仍在不断被重印和摆上书架。

　　与《亚洲人会思考吗》在当年为他赢得一片赞扬之声不同，他的第三本著作《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全球势力东移》甫一出版就将他置于巨大的争议之中。曾经盛赞他为“亚洲的汤因比”的《经济学人》杂志这一次毫不客气地称“马凯硕关于亚洲必胜的观点和他所驳斥的西方必胜论一样无聊和不具说服力”；而为其冠以“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斯·韦伯”美名的《华盛顿邮报》则干脆拒绝评论他的这本著作。

　　在《新亚洲半球》中，马凯硕试图让西方社会意识到，做了两百多年历史旁观者的亚洲（中国、印度、穆斯林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准备好重新回归世界中心的位置，成为人类历史的共同推动者。而为了达到“全球齐步迈向现代化”这种最优的结果，西方必须优雅地放弃对世界的把持，并在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在“去西方化”和“西方无能、亚洲胜出”等论断上，马凯硕的坦诚与直接确实会让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听者感到不快。然而，和次贷危机后那些更加刺耳的声音比起来，《新亚洲半球》对美国和西方的批评已经很友善，而且富于建设性。“当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场令人沮丧的灾难时，马凯硕却将它看成是积极的发展。”美国杂志《外交政策》这样说。这本杂志在2010年11月，将马凯硕评为“全球100强的思想家”，称其为“新亚洲世纪的声音”，是全世界少有的积极倡导亚洲日益壮大的角色的人之一。

　　2005年，马凯硕曾经想把“历史的回归”（thereturnofhistory）用作《新亚洲半球》这本书的标题，以此来反驳弗朗西斯·福山那著名的 “历史的终结”论断：全世界都将变成西方社会的副本。马凯硕说这样的结果根本不会出现，而且他已经预见到10年到20年内，亚洲必将复兴。然而，“西方人从心底相信历史将以西方的胜利告终”，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深深抵触亚洲的崛起、不愿意承认自己对全球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依然“愚蠢地”延续错误的国内国际政策、置全球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但是，马凯硕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地将东西方对立或分裂，相反，他坚持哲学意义上的西方（他将“西方”的概念分为哲学上的和物质上的，物质的西方受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的驱动）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亚洲国家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重新发现了隐藏的或是被遗忘的亚洲文明的力量。……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它们终于发现了最近200年来支撑西方进步并使西方超越亚洲各国的西方智慧的支柱。我们不应该吃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速度如此之快，而应该为它们（还有其他亚洲国家）这么晚才发现这些西方智慧的支柱而惋惜。日本从亚洲诸国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几乎在150年前就理解了西方成功的秘诀。”对于似是而非的“亚洲价值观”问题，马凯硕在《新亚洲半球》中就根本没有提及，“我们需要用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来让西方明白，其实，西方与东方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西方和美国不仅不应该惧怕和抵制亚洲的崛起，反而应该为这一历史时刻欢呼，“虽然，他们拥有的冷战结束就可以实现永久胜利的奢望没能实现，但是，假如世界走向现代性的情形得以实现，那么西方的胜利将超出他们最大的想象。……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西方应该为自己的成就举杯庆贺。”

　　但是，马凯硕看到他的西方“朋友”们实际上并没有为亚洲的成功而庆贺，因为在实力的此消彼长中，权力也相对地从西向东转移。历史证明，当新力量崛起时，紧张和摩擦也会伴随而生。为了避免“文明的冲突”真正发生，世界秩序必须被重构。在新的责任面前，西方人僵化和日见封闭的短视思维使得它在应对挑战上显得极为无力，在很多方面如中东问题、自由贸易、全球变暖以及核武器扩散威胁上，和它们甚至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扮演文明保管者的角色。但马凯硕认为，改善全球治理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这些已被证明为西方社会治理内政的“最优方法”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

　　总之，虽然马凯硕在批判诸如强行推行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社会不留情面，但迄今为止，他的言论表明，他还是在西方的参考框架内来分析、评判和提供解决方案。就像他用英语思考、写作，印度音乐仅仅作为辅助一样。在哲学层面上向西方智慧致敬之后，他欣赏亚洲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全球和地区挑战的做法，盛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对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充满溢美之词。他用“文明的融合”来取代谁胜谁负的争论，坚信所有人都需要深刻自省——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找到实用主义的古老价值；亚洲则需要在走向现代性之后、面对新责任时问自己：亚洲人会思考了吗？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在亚洲崛起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有什么特别之处？

　　马凯硕：我想，我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我一直在尝试解释亚洲重新崛起并返回世界舞台中心的最根本动因，那就是7条智慧支柱，这里的智慧是指西方智慧。但你会发现，其中并没有民主一条。西方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民主是通往成功的惟一路径，所以，他们很难接受那些在没有民主前提下的成功案例。于是，我会告诉他们，西方社会中的其他特性要比民主重要得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洲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会迥然不同：印度在民主制度下获得了成功，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也成功了。我试图向人们展示亚洲的独特性，同时，我也想说明，亚洲的复兴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从公元1年到1820年，地球上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存在于亚洲，而过去200年西方的胜利只是历史的不正常状态。很多西方人很难接受这种观点，很难接受这个属于西方的时代终将结束的事实。包括西方的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它们甚至拒绝评论我的著作。

　　经济观察报：关于民主和人权，你似乎有和西方学者很不同的看法？

　　马凯硕：我需要强调的是，民主、人权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不是价值本身有问题，而是普及的方式。让我打个比方，这些美好的东西，它们自己会长出翅膀，就像小鸟一样飞到全世界，用不着用一些附加条件比如经济制裁来强迫别人接受。实际上，我相信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文明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普及这些权利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先要自己做好，然后通过教育让越来越多人主动接受。

　　经济观察报：到目前为止，你的观点所受到最强烈的抗拒来自哪里？

　　马凯硕：主要来自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处在这个世界的最顶层，尤其是在过去的50年里。他们已经习惯向全世界喊话，告诉人们若想成功你需要这样做，需要那样做，然而突然间，其他的社会不再需要他们的建议，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发展。这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甚至产生危机感，因为这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意味着他们将不可能再稳坐世界之巅。然而，好消息是我的观点在亚洲很受欢迎，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说明，它们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在我的书里，中国和印度找到了共同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那么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你认为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马凯硕：我认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方世界的胜利对于世界历史来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现在看来这是很明显的。举个例子来说，只有400万人口的葡萄牙，竟然殖民了南美的巴西、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印尼的爪哇以及中国的澳门。可见，西方一度是多么的强大，使得一个这样小的国家能够在地球上横行无阻。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西方权力败退和亚洲返回历史舞台，这其实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得历史重新回到了平衡状态。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阶段，到2050年或者根本用不了那么久，世界将回到200年前的格局，那个持续了1800年的格局——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印度，而美国只能排在第三位，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进入前四或前五位。这就是我们要回到的正常的世界。

　　经济观察报：这种关于历史尤其亚洲中心的论断，会不会同样有些意识形态化？

　　马凯硕：这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种论争是关于文化的。亚洲和欧洲不同，亚洲是非常多元化的，它的内部有很多种文化和文明。中国和印度就非常的不同，所以这样的争论与意识形态无关。我的观点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但只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它们就可以成功。而且我相信，如果政策正确，非洲同样能获得成功。我的方案不仅对亚洲适用，它同样可以被应用到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要知道，阿根廷在1900年时曾是这个世界上排名第十位的经济体，然而，它失去了整个20世纪，但如果阿根廷采用我所说的7条智慧支柱，它就会赶上来。所以，这并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文化，而是说只要实行正确的政策，任何社会都会取得很好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说过，自己不是西方的敌人，而是朋友，你只是想要唤醒他们面都现实。然而，西方人真的会把一个亚洲人当成朋友并认真听他说了些什么吗？

　　马凯硕：好消息是在西方我有很多朋友，我一直不断受到邀请去美国和欧洲演讲。在荷兰，我的书卖得很好，荷兰前首相扬·彼得·巴尔克嫩德(JanPeterBalkenende)为我的书做推荐。还出了法国、德国版本。最近我又受邀主持在英国举行的亚洲崛起会议。我还为《时代》《新闻周刊》撰写关于亚洲的专栏。所以，我认为西方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严肃讨论这个话题的重要性。亚洲人成功地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七条智慧支柱，但西方人自己却在逐渐远离这些支柱，现在是西方人从东方人身上重新温习一下这些智慧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在新亚洲世纪，你给美国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建议？

　　马凯硕：首先，我认为美国人必须看清，在地缘政治方面，今天的美国面临着两大矛盾：一个是伊斯兰世界，一个就是中国。根据毛泽东的话，哪一个才是主要矛盾？是中国。因为伊斯兰世界的能量永远无法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不仅有这样的实力，而且必然会拥有比美国庞大的经济，也就是十七八年的事情。所以，按照逻辑，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人需要把80%的资源用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上。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把最大的精力都用在了中东国家——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现在又是伊朗，中国则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它获得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我并不是说美国要与中国为敌，那不是我要表达的信息。实际上，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完全可以保持一种长期双赢的关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改变战略，从伊斯兰世界的泥沼中抽身出来。

　　另一方面，我得说，美国最好解决它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这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有好处。美国人不能再依靠巨额赤字生活，不能够再过度消费，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持续的。美国人不应该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和全世界都陷入痛苦之中。现在美国经济的脆弱和不确定性已经让全世界都感到很紧张，所以你会看到最近股市的表现非常奇怪。人们不知道接下来股票市场包括债券会发生什么。所以必须把国内经济搞上去。相信我，所有人都希望美国能成功克服这一切并在今后健康发展。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