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刘书艳

　　

去年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外通报称，驻京办清理撤销工作基本完成，除50家省级和296家地市级政府驻京办保留外，共撤销驻京办625家。人们还有很多疑问，县级驻京办消失了，但是驻京办以往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会由谁承担？那些业务能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

　　撤离之后

　　县级驻京办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撤离之后，很多原先的日常事务都寻找到了解决的新途径

　　现在如果还想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找到县级驻京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记者经过几经周转找到了一位已经回到家乡的驻京办工作人员蔡军（化名），作为河南省某县级驻京办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北京工作了3个年头，蔡军回去以后也已经安排了负责招商引资的对口工作，想起过去的3年，他认为驻京办确实为家乡出了不少力。

　　蔡军对记者说：“河南省本来就处于内陆，不像沿海城市那样容易招商引资，我们县也没有几家像样的企业，如果不靠中央部委拨付一些项目投资，像我们这样的县级市如何发展？这些都是不得已的。”“1000万的项目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大了。”

　　像蔡军这样为县里争取到项目的驻京办工作人员不在少数。据媒体报道，一份名为《驻京资讯》的内部刊物中称，广东湛江市驻京联络处争取到国家将投资近100亿元的50万吨纸浆项目落户湛江；广西驻京办事处为柳州钢铁厂争取到3000万元技术改革贷款和近1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为北海蓄电池厂改造联系到利用奥地利近6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地处偏远的贵州毕节地区驻京联络处，几年来共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重要项目16个，资金总额20亿元；河南信阳市驻京联络处十年来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企业争取和落实项目50个，涉及资金50多亿元，仅平桥电厂投资就达32亿元，是信阳市近50年投资的总和。

　　据调查，不少县级驻京办人员认为县级驻京办的撤销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较大。如果没有驻京办，县里有事临时派人来北京不熟悉门路，办事成本将更高。在进驻的几年里，不少县级驻京办把在外的老乡联络起来，为当地捐资助学，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实事。

　　县级驻京办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撤离之后，很多原先的日常事务都寻找到了解决的新途径。将地方特产挂到网上卖，将一些会议会展服务交给市场，将原先经营的饭馆业务正式登记为企业。不过，这些都不是撤离驻京办的主要诱因，当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后驻京办时代的业务潜伏和转移时，人们最担心的还是“跑部钱进”以及由此带来的腐败是否还有其活动空间。

　　最后，当记者问到今后是否还有机会要去北京跑项目要资金，蔡军很坦然地回答：“如果有需要，应该会吧，只是工作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了，我们这里交通不方便，来回一趟太麻烦。”

　　有没有原罪？

　　从增长过程来看，驻京办并不是为便于腐败而设立，而是出于地方政府利益的需要

　　经历了去年的驻京办大撤离，我们现在提到驻京办，往往与跑关系、走后门、腐败等字眼联系到一起。

　　几年前，小说《驻京办主任》将驻京办的工作特例夸张、集中地描写给驻京办抹上了一层灰暗的面纱，之后，在驻京办采购大量假茅台酒、驻京办官员频频因腐败问题落马等负面新闻的轰炸下，驻京办演绎成了“蛀”京办。

　　从驻京办的增长过程来看，驻京办并不是为便于腐败而设立，而是出于地方政府利益的需要。驻京办的数量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一步步增长的。驻京办数量的增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招商引资、加强与部委沟通的迫切愿望。

　　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还是在联邦制国家，只要有多级政府，就必然存在如何处理府际关系的问题，上下级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更是府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也充斥着不少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办事机构，一些知名企业诸如GE、IBM等同样也在华盛顿有“驻京办”。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游说，和中国的“跑部钱进”很相近。不同的是，他们的“游说”不能像中国驻京办那样为所欲为地“跑”，而要受到诸多法律的限制，比如只能通过给游说对象打电话、发邮件，或者一起参加诸如慈善集会之类的各种活动，以及参加各种“饭局”等。此外，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捐款也是其“游说”的方式之一。

　　有评论人士指出，驻京办本身是没有“原罪”的，甚至是合情合理的。针对公众为驻京办总结的三条原罪：“跑部钱进”、“迎来送往，腐败浪费”、“跑官要官，官商勾结”，很多驻京办主任感到不解。一位省级驻京办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现在有点官场常识的人就能知道，官员的提拔和考核是简单花钱就能买到的吗？又不时兴过去封建社会的捐官。”

　　不过，关于迎来送往和“跑部钱进”，该工作人员说：“这也是不得已的，如果驻京办不做，也会有黄牛党一类的人来做。迎来送往，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不是驻京办的特性。”“驻京办还做了很多有用有益的工作，比如招商引资、维稳、帮助本地弱势群体等等，却被人们忽略了。”

　　市场的逻辑

　　造成驻京办腐败问题的关键不是驻京办本身，而在于过度集权。驻京办转入地下后，也将增大反腐败的难度

　　无论如何，撤销驻京办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因为“跑部钱进”，连驻京办都撤了，结果一定能有效规范“跑部钱进”这一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驻京办，腐败的机会也将会适当减少。然而，“跑部钱进”的需求却不是驻京办这个行政单位主体决定的。

　　新年伊始，作为一个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张维迎就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和龙永图关于《市场的逻辑》进行讨论。其中张维迎提到市场机制的根本就是削弱政府的权力；另外，关于反腐败的问题，张维迎和龙永图讨论了两点，一是彻底削弱审批权力，二是让权利在透明的监管环境下存在。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在十年前就曾说：“如果废除一些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腐败将会减少50%。”

　　事实上，在驻京办最被公众所诟病的一个罪状里，恰恰是因为过于集中的审批制度。

　　据公开资料显示，仅2005年，中央财政就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则超过1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款项，怎么分？分给谁？在缺乏市场机制和透明监督的情况下，驻京办顺理成章成为了公关的急先锋。

　　造成驻京办腐败问题的关键不是驻京办本身，而在于过度集权。取消驻京办只是掀掉了腐败最表面的那一层面纱，只要不改变部委过度掌握财权、不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转移支付款项下拨渠道，地方政府依旧需要“跑部”。驻京办被撤离之后，驻京办以往所承担的职能依旧需要有人去完成。它或将转入地下，或将由其他人来承担公关的任务。而驻京办转入地下后，也将增大反腐败的难度。

　　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法、监察专员制度、标准化和无歧视的首都公共服务体制等一系列制度配套设施的前提之下，撤销驻京办恐怕才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