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祝乃娟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915名公众的在线调查发现， 87.0%的人感觉当前地方政府“天价采购”现象严重，其中53.8%的人感觉“非常严重”。在一些地方，“共同财”屡屡被用在了“公务”方面，于是引发了社会热议。

　　在如何防范“共同财”悲剧方面，不得不提到制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有众多学者研究指出，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受监督程度直接影响到“共同财”的资源配置合理性及其效率。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政府采购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只不过是因为它是人们用肉眼最容易观察到的那部分，预算决策与执行机制的合理性是最根本的问题。

　　相比于不合理的政府采购现象，政府超支现象（表现为频繁追加预算、专项基金名目繁多）更是目前较为普遍的事情。在现行体制框架之下，地方政府其实处于一种双重的“软约束”之下。众所周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了“软约束”，是指公有制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缺乏硬性预算约束的现象，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一味追求产出，不重效率，总有冲动突破预算限制，在出现亏损或资源短缺时，可以不断地向上级要资源来弥补。另一重的“软约束”则在于，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向自己的下一级索取资源，其表现形式有多种，比如摊派各种费用等。

　　无论是哪种“软约束”，都提示地方政府的预算决策环节需要改革，只有合理的预算、严格的执行以及严厉的监督，地方政府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将预算真正体现为一种硬约束，而不是总有后路。

　　除了不要超支之外，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应该花的那部分钱是怎样花的，这当然与iPhone4与按摩椅相关，应该追问政府对于“共同财”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美国学者在1999年曾经研究了德州的预算决策过程指出，政府一般都是倾向于这样的决策顺序，政府先自上而下制定预算目标，再咨询议会，再举行面对公众的听证会。坦率地说，这样的顺序之下，地方政府可以先入为主地把公共资源先配置到有利于GDP和政绩的方面，而接下来议事机构和公众的偏好不能被有效反映。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可以为自己配备豪华车以及豪华按摩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中央的惠民政策在地方通常落实困难的原因，比如保障房建设。

　　这看似一个决策技术以及政治文化问题，但其实涉及到更深层的改革。解决共同财的配置效率问题还需要推动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对等，地方必须承担与其财权相对等的事权，才能令一些富民惠民的政策得以落实。如果对等，那么财政预算编制在技术上没有问题，比如细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科目，要求其把预算执行的细目分门别类的向社会公布。既然赋予了地方合理的财权，那么就需要地方政府合理的执行事权，这个逻辑不仅是理直气壮的，更是可执行的。除了中央一级的监督，地方还需要受到当地民众的严格监督。这既要求地方在编制预算前就需要征集公众意见，也包括事后预算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挑刺，后者需要强化地方人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