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祖墀:中国除了成为全球领袖以外别无选择

　　将实际需求及心理、文化需求相结合，则不难发现，除了成为全球领袖以外中国别无选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中国有着自己的优势。受经济需求驱动，中国将在接下来十年中成为自由化及全球化的主要势力。缓慢而艰辛的经济复苏将刺激各国从内部着手，而中国将在此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需要能开展多边活动的领导者，在这样的世界中，各国对他国政策将采取协调而非对抗的态度。单纯的国家实力将不再重要，哪怕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迫使其他国家做出任何违背自身意愿的事情。全球领导的意义在于对结果产生影响，而归根结底，是确保国际事务的成功。

　　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导的动机及手段。就某些方面而言，中国只有这一条出路。

　　中国的社会各层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如何实现发展并赶超其他国家。虽然很少被提及，但中国确实有着一股被长期压抑的情绪，渴望成为受全世界认可的文化及商业大国。其他国家绝不应低估这种雄心壮志，中国的抱负将促使中国人超越金钱、名利等一般层面，寻求成功的更高境界。

　　中国需要的是耐心。许多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也许终能实现———不是今天，就是未来的某个时候。

　　(作者系博斯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张茉楠:人民币升值倒逼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

　　当前人民币升值已经进入了升值的通道。长期看，全球“东升西降、南热北冷”的格局注定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资产膨胀和人民币过快升值的风险，可以说人民币升值倒逼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

　　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低工资报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上原材料价格的全线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压力，中国制造业已经举步维艰。而在汇率争端和贸易围剿中，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制造转型必须着力解决三大问题:问题之一，转变中国经济发展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问题，挖掘国内市场潜力；问题之二，必须把重心转移到推进制造业升级和技术升级上，避免中国经济锁定在低附加值、简单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上；问题之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上，除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冲销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产生的国际收支效应。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林伯强:能源国企承担社会职能导致能源效率低下

　　政府定价和能源国企“捆”在一起，使得能源价格问题复杂化了。政府定价会导致能源国企承担社会责任(亏损生产)，如果国企需要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能源成本就会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与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能源行业效率相对较低。

　　促进能源行业竞争需要更多民营企业加入，而鼓励民企进入能源行业的关键就是政企分开，避免使能源企业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此外还需要透明的市场定价机制。

　　目前政府定价实质上是要求民企和国企一样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这是不合理的。对于民企来说，做一个守法、关注环境和贫困的企业，就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要求民企承担政府对能源的社会补贴，除了会带来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阻碍民企进入能源行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企进入对于能源行业的可持续有重要意义，除了优化行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外，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

　　缓慢的能源价格改革是有社会成本的。能源是一种商品，消费者应当按其供应成本和消费量付费，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能源国企垄断和政府的行政定价使其复杂化了。目前的低能源价格政策导致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能源效率的相对低下，因此为了提高能源效率，能源价格改革是必须之举。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上观点均摘自作者博客或公开研究报告)南方日报记者高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