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象万千

　　原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用了13年的时间，使自己从一个普通警察变成拥有数亿资产的“黑老大”。这位“黑老大”的发家史也别具一格，竟然是从开设赌场开始。由于在阳泉开办了“打不掉的赌场”、“最安全的赌场”，“半年时间，关氏兄弟挣了上千万元家产”。

　　赌博在中国是违法的，开设赌场更是为法律所严禁。从供求的角度去看，法律严禁意味着合法供应为零，而赌博是大有需求的，市场供需失衡，就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如果能够成为惟一的供应商，自然是财源滚滚。问题只是在于，开设赌场既然是违法的，那就不“安全”，随时面临被“打掉”的危险，要排除这种危险，需要权力的保驾护航，使法律无法正常运行，而关氏兄弟恰好有个“李刚”式的爸爸，一切对他们来说不在话下。

　　中国历史上，对赌博的处罚非常严厉。在清代，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参与赌博的，平民和士兵都是要被打一百板子，戴上锁枷示众两个月；如果是官员，首先要革职，另外还要戴枷。如果是设赌，处罚更严厉：轻的打一百板子，判三年徒刑；重的要被发送边远地方充军，乃至“绞监候”———绞刑待执行。如此严厉的处罚，却不能禁止设赌。一般来说，敢于设赌的，后面都有权力罩着，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雍正年间，有个叫宋筠的御史（相当于现在监察部的处长）在山西巡察，到盂县（现属阳泉市）的时候，发现有人聚赌，宋筠就问：“赌博新例甚严，尔等何不怕官？”回答说：“官离此数十里，不得知道。”宋筠再问：“衙役稽查如何？”回答说：“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在这个案例中，设赌者不怕查赌，因为负责查赌的衙役容易买通，“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出任杭嘉湖道道台（辖杭州、嘉兴、湖州），他在杭州查赌时，发现他的道台衙门的办事人员就是赌场的后台，他处理了几个人。咸丰九年（1859），段光清任浙江按察使。按察使负责一省刑名，其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段光清发现杭州城里从知县、知府衙门里的工作人员到驻杭军队的武官们，都收了赌场的好处费，所以无法禁赌。

　　段光清去抓赌，查到一家赌场，是一个藩司（布政使衙门，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衙门的书吏和一个县衙差役合伙设赌，等于是省政府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合伙开赌场，平时自然没人敢查，他们每个季度有几千两银子的收入。藩司书吏被“请”到按察使衙门后，当天晚上来探消息的络绎不绝，第二天书吏的弟弟也来找段光清求情，最后段光清让书吏罚款千两银子了事。

　　清代福建赌风很盛。道光二十二年（1842），张集馨在福建任汀漳龙道道台（辖汀州府、漳州府和龙岩州），道台衙门设在漳州。当时漳州城里妓院、赌场很多，它们每个月要送三百银元的“娼赌费”到道台衙门给道台，道台的家人则给十几银元到几十银元不等，这已经形成惯例。家人张淦向张集馨请示这个钱怎么处理。张淦说，以前的各任道台没有不收的，只有徐继畬在任的时候不收，但又不好裁掉，家人便将之归到厨房做伙食费。

　　张集馨说，吃饭要吃自己的薪水才能心安，归入厨房，和自己收受没有差别，还是发给漳州城外督造战船的军工厂吧，自己“不沾丝毫，较为干净”。张集馨算是官场的另类，他觉得收受“娼赌费”太脏，但他的前任基本上都是收的，这等于是默许嫖娼、赌博合法化，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成了娼赌的后台。

　　从历史上的禁赌现象可以看出，仅有严格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必须得到有效执行才起作用。法律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排除权力的干扰。山西阳泉巡警大队长“黑老大”和他的黑恶势力开设赌场、组织卖淫、非法采矿、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等，几乎无恶不作，甚至干扰司法、冲击党政机关，可谓无法无天，但他们居然在13年中未受有力打击，直到中央批示才受严惩，这反映了某些地方的社会治理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显然与权力干扰法律有关。

　　地方要实现善治，就必须使权力处于有效监督之下，使其无法干扰法律。唯其如此，法律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黑恶势力才没有潜滋暗长的灰色空间。

　　洪振快（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