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英山县位于大别山南麓。从山脚下的英山县城驱车盘旋而上，走百里多的山路，才到得了事发地陶家河乡占河村。

　　这也是唯一一条上下山的道路，如果遇到了大雪封山，陶河福利院就与世隔绝了。

　　因为海拔高，靠近水库，平均温度要比山下低五六度，即便是在有阳光的冬日，还是能够感觉到福利院里清冷的气息。老人们在劳作，但能够从他们的眼神和表情里略窥一二：部分人是有智力上的问题的。

　　但真实的数字还是吓了我一跳，17名老人，10名是聋哑人和智障者。

　　对于储应运之死，基层官员们自然是怨声载道，急于和此事撇清关系。他们称虽然是省民政厅建起了福利院，但日常运转的事务和责任全在乡政府一级，财力无法承受，并历数基层民政工作之难。

　　农村福利院建设的初衷本没有问题，比起这些老人们被遗弃的可能性，有遮风避雨之地自然要幸运得多。遗憾的是，后期的资金投入和管理不足难以让“福星工程”真正成为老人的福星。

　　我们常常把悲剧的原因引向制度的缺失。但储应运之死，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冷漠。

　　他是孤独的。生前为周遭的人所嫌恶，死后被所有亲戚做筹码。

　　他去世的那一晚，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整个夜晚，他都没有发出声响，也没有吃任何东西，电视房里嘈杂的节目和有人从窗外经过的身影，他应该是听不见看不见，只能隐约分辨气味、寒冷和黑暗。

　　如果追根溯源，他原本可以不用到福利院来，他原本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怀，他原本可以被院民们解救，他原本可以安度晚年……只是人性里的善，被环境、贫困、无知、怯弱等诸多因素裹挟了。

　　对于这样一群聋哑人和智障者，怎样才算是最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我也想不出一个答案。

　　集中起来生活在福利院是一个办法，但除了更多的公共财政投入和更完善的管理方法外，是不是应该先纠正我们对个体生命的态度。

　　储应运不是民政政绩工程里的一颗棋子，而是一个鲜活的人，无论他有怎样不符合规范的举动，他的生，他的死，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

　　突然想起储应运的侄儿见到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和我说话，而是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和当地政府官员交流，大意是，并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他担忧官员们怀疑是他找了报社来报道，这会影响给他的赔偿。

　　他讲述储应运去世之前曾经想离开福利院，因为恐惧被火葬。他安慰叔叔说，已经买好了料（棺材）。

　　“那你带我回家，我睡在料里。”储应运马上哀求他。

　　这段让我觉得心酸的对话，在储佑安和当地官员的笑声中一闪而过，再不存一点声息了。

　　□朱柳笛（新京报深度报道记者，12月21日发表《福利院孤寡老人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