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胜北拥有近二十年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领域的经验。

　　GSB奖台基金是一家专门从事量化交易的基金投资管理公司。在成立这家基金前，他曾担任美国加林量化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1997-2005年，郭胜北任职于德意志银行，作为董事总经理管理自营部门和对冲基金，开发了全球证券统计套利、商品交易顾问(CTA)、发展中国家货币、高频率交易和宏观量化等多项业务。日前，郭在纽约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21世纪》：你觉得汇率战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郭胜北：去年宏观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我就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的基本观点是，金融体系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不协调性是必然的。汇率战这种说法也不是很准确，而是金融政策之间的对抗，汇率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1世纪》：金融政策的对抗除了货币、汇率，其他方面还包含哪些？

　　郭胜北：金融政策对抗最主要的就是货币，如政府可以控制利息，如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政策的对抗，包括向外国投资者购买证券增加收税也是一部分，这也属于货币战的一部分。我的基本观点是这种对抗不可避免，至少趋势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侧重点不一样。

　　《21世纪》：如果不可避免的话，它会持续多少时间，会对抗到什么程度？

　　郭胜北：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我认为对抗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全球金融体系本身有问题。以美元为主，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为主的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合当今的社会发展了。未来会产生一个让人民币起到一定作用的体系，现在人民币作用太小，未来人民币需要更大的作用。

　　《21世纪》：您的意思是导致金融政策对抗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制？

　　郭胜北：金融政策对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在这个金融体系下，作为一个储备货币的提供国，它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就是它要大量进口，进口大量的东西，向全世界提供货币，外国主要通过正当的出口渠道得到它的货币，然后在它的国家进行投资。这是储备货币国的一个基本责任，它需要提供这些东西。但是现在，这个国家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

　　美国希望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就压制了其它国家的出口能力。同时美国国内财政赤字很大，不得不印钱，印钱的结果就导致流动性通过金融系统流入别的国家。导致别的国家一方面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拿到出口的货币，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流动性。这样作为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就要倒霉。

　　所以，一方面实体经济出口力量受限，正常的经济增长普遍受限制。另一方面，本身的流动性已经过量，这个在全世界流动的话，通胀会很厉害，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21世纪》：美国没有承担这样的责任，并且实施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2），你怎么评估QE2对全球各个区域经济的影响？

　　郭胜北：QE2从理论来说，对全球的流动性是好事。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集中的矛盾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矛盾是为了经济发展，使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刺激经济，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金融体系超级宽松的政策来实现。

　　美国短期内通货膨胀没有这么厉害，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足够的流动性，增加流动性对他们而言只能是增加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他们的货币增值之后降低了出口的竞争力。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需要同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无法按照最快的速度发展，二是在发展过程中带来大量的物价上升，所以他们有社会矛盾。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与发达国家不一样。

　　《21世纪》：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矛盾更加恶化？

　　郭胜北：美国自己也有国内的压力在里头，在强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方面也会有压力。此外，如果有一天，政策的导向可能会使大家对美元产生一些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可能来源于别的国家金融政策的壁垒，比如对货币进行加税，某种程度是一种在金融市场设置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实际上对美元是有压力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国内的预算赤字压力很高，而且有一些政治因素，也不见得完全通过高度政府介入的方式，同时搞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这个是未知数。

　　另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人民币会逐渐走向国际化，这个速度会很快。当很多国家能够与中国、印度、巴西货币进行互相兑换的时候，这对美元也会形成压力，这会限制美元无止尽的扩张。

　　《21世纪》：像巴西在汇率战这个议题上一直都非常高调，是不是看起来各国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挺大？

　　郭胜北：这个毫无疑问，各国都夹在中美两国之间。如果美国强烈要印钱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又把货币与美国挂钩，或者是控制人民币升幅的话，就等于把多数对经济的负担转嫁给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美国想把负担转嫁给别人，而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希望中国承担更多责任，中国希望少一点，这样更多的责任就转嫁到其他国家了。这样一来，表面上看很多国家矛盾是指向中国，指责中国人民币不升值，但这个矛盾之所以有，是因为发达国家印钱太多了。所以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互相指责都是有道理的。

　　《21世纪》：中国面对外界的指责，可以如何来应对？

　　郭胜北：除了短期内保持稳定的政策以外，长期来说我觉得只有一条路，大量、高速进行金融改革，扩展国内金融市场，增加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产品。以这些产品，以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吸取整个的流动性，直接扩充存钱的渠道。当存钱的渠道和流动性提高的时候，国内有很多的社会压力。中国因为市场不成熟而带来很多社会压力，市场成熟起来这些压力会逐步降低。降低以后，中国作为储备货币内部的条件就成熟了。外部的环境是需要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中国现在是内部结构还不够成熟。

　　人民币作为一个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我认为要发展速度会非常快。这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自己也有利。中国经济现在在转型，转型的过程中就自然会导致出口会下降，进口会提高。中国逐渐会拿人民币支付很多的外汇，这些钱流入到各种市场，既可以是海外市场，也可以是国内的市场，但总之是人民币的市场。这些钱流动起来以后，中国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要货币的输出国。

　　《21世纪》：对于各国出现这样的纷争，你们怎么来做交易呢？

　　郭胜北：这种交易的难度很高，因为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宏观交易，因为他来自于宏观层面的政府之间的对抗性。

　　这首先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么多年以来，长期通货紧缩压力还是很强大的。所以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通过产生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对抗。这个对抗手段的力度也不一样，在西方国家内部都不一样。欧洲前一段时间是比较明显的倾向于保守，美国倾向于激进。最近因为日本开始变得激进起来，也是开始了QE，所以欧洲也开始松口了。整个西方国家倾向于宽松政策。这个一开始后，世界各国的压力都增加了，大家呼声都很高，这也都是必然的。因为这很明显是转嫁危机的过程。既然这样，最难确定的就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且现在与以前也不一样。以前2008年、2009年属于大难临头的时候，大家都同仇敌忾，现在大家都是各自为战，这种利益之间的对抗性很强。所以这个时候导致宏观层面，无论政府政策之间、贸易政策之间，还是央行政策之间，对抗性都很明显。这个你是不可预知的，不知道下一个政策会是什么？你知道的只是政府政策对抗性很强，这种往往技术分析比较准确。

　　《21世纪》：中国的外汇储备投了近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也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怎么解决好这个问题？

　　郭胜北：我觉得现在做法似乎是正确的，现在已经在做多样化投资了。不光是投资国家债券，也投资了很多战略资源，还投资了金融市场的各类产品。但是并不一定投美国政府债券就一定最差，实际上他们债券做得很好。以后有危机时，可能仍然会很好。没有一个投资可以经过长期的考验，这个市场需要通过交易的手段来盈利，交易可以是短期、中期，或者长期的交易，你需要通过交易的手段来得到你的好处。今天看最好的投资明天看可能是最坏的。中投、外管局的钱比较多，最好就是要多样化，但环境的确很恶劣，多样化以后必须抱着随时调整的心态，根据可能的政策变化做出调整。现在中国从货币政策角度讲，实际上控制货币政策是对的。虽然我说人民币应该成为储备货币，但不意味着我们要让他自由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