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十年，时间不算长，只是历史三峡中的一段航程，却也是万古江河中的一个节点。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全球的焦点正在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每一位《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读者，恰如你我，都无可避免“被卷入”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的金融和贸易地图正在扩张，单边主义正在被废弃，全球治理开始民主化，金融泡沫正在开启下一个轮回……

　　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每一人都是世界公民。每一人都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世界观”。我们的记者从全球各地发回报道，力求呈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左志坚)

　　十年之前，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9月11日只是每年一个普通的日子，欧元尚未在欧盟流通，塞尔维亚和黑山还是同一个国家，气候变化还是一个边缘话题。在其后的岁月里，世界不断改变，随之剧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现实也在考验着中国人的外交智慧。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既是重大外交活动的参与者也是观察者。作为资深外交人士，他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过去十年中国外交的表现和思路进行了总结。

　　《21世纪》：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要过去了，你如何概括这十年的外交主题？

　　吴建民：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现在已经过了一半。过去十年，是中国外交大发展的十年。这些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也给世界带来了好处。

　　大国关系上，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呈现出过去无法比拟的深度和广度。经济上，十年之前，我们很难想象中美、中欧、中俄、中日、中印贸易额会有现在的爆发增长。这些成就是伴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而发展的；政治上，中国与其他大国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合作在增加。过去，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芥蒂较多，但现在中国更多地找到了和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也有显著成果。进入新世纪时，亚洲刚刚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刚发生时，很多人说亚洲经济奇迹结束了，亚洲恢复起码需要15年、20年的时间。亚洲是如何迅速走出这场危机的呢？通过合作。亚洲经济一体化诞生于危难之时，这对亚洲国家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深化的过程，也是国际关系重心向亚太转移的过程，是亚洲崛起的过程。而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又促进了这个进程。

　　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我们倡议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丁美洲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世界合作论坛。中非贸易额去年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同中国的合作，拉动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

　　在发展与不同国家双边关系的同时，中国也改变了多边外交不活跃的状态，加入了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谈判机制。

　　但在过去十年，我们同样也经历了危机。比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半岛危机以及因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危机。但危机并没有使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出现倒退。相反，在出现危机之时，中国始终坚持一条原则：用对话化解危机。

　　《21世纪》：我们国家在2003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的？

　　吴建民：当时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迅速发展，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很猛。在这个背景下，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像以往大国崛起一样，带来腥风血雨？针对这样的疑问，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说法，后来又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概念。这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21世纪》：既然本质一样，为何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表述？

　　吴建民：因为当时有人觉得“崛起”这个词感觉太突兀，而“和平发展”听起来更为平和。虽然不同的人理解不同，但中国本质上还是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的崛起不是战争崛起，是和平崛起。

　　《21世纪》：在你和外国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怎么理解“和平崛起”这个表述，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本意？

　　吴建民：外部世界在对中国进行观察。在提出“和平崛起”概念之初，要世界完全相信有难度，因为你正在崛起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对于这个概念，世界总体是欢迎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处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谁举起和平的旗帜，谁就得人心；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失人心。

　　但还有一些人担心，等到中国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诉诸战争？打消这些人的疑虑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不断地向外界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其次是行动。

　　我经常跟人说中国和平崛起的特点就是，我们没有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只留给自己，我们与外部世界分享。

　　《21世纪》：我们国家的外交思路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这其中有哪些变与不变？

　　吴建民：“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称霸扩张，但邓小平想得很清楚，不当头、不称霸、不寻求对抗，这就是韬光养晦。

　　进入新世纪提出“和平崛起”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因为世界变了，世界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进入了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这也使得中国“和平崛起”成为可能。

　　《21世纪》：也有外国学者认为，国家形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棘手的战略问题，“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一直没有真正平息过，这些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步伐？

　　吴建民：形象的树立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世界是从旧世界发展而来的，人们习惯于用过去的思路看待今天的现实。过去大国崛起总是伴随着侵略扩张，中国为何会例外？这是外界的疑虑。

　　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一定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就像一桌吃饭，大块头坐下来总要影响到别人，有人会不高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但我们可以试图在其他方面与他人展开合作，用互利共赢来改变他们的不快。

　　互利共赢是一个新的理念，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共赢”这个词汇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领导人语汇当中是在1999年11月15日，在中美双方达成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之后，江泽民主席会见了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当时江主席说这是一个“共赢”的协议。

　　革命不能共赢，战争不能共赢，但这样的时代过去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年代才能实现共赢。当中国人对这个理念身体力行，日积月累，外界会慢慢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世界有好处。这是一个逐渐克服成见、偏见的过程，是逐渐被事实说服的过程，我们不能急躁。

　　《21世纪》：你提到世界现有利益格局被打破，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国际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参与这一变革的进程？

　　吴建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的变化就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反映。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要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什么是道义的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才是。不能把本国利益无限制地扩大。有一种说法我不赞成：把中国利益最大化。这话容易给人留下把他人利益最小化的错觉，我们终究还是要坚持平等互利共赢。

　　《21世纪》：这几年“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关注热点，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吴建民：我不赞同提中国模式。原因有二，第一，我们自己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其间我们会遇到很多新问题，还在摸索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次，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讲模式意味着推广，但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也决不会搞模式输出。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向别人介绍我们的经验和做法，别人若是觉得有参考价值可以借鉴，但这绝不是中国模式。

　　《21世纪》：回顾过去十年的外交，我们会发现一个新词：公共外交。十年之前，我们很少提到这种说法，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开拓方向。和传统外交相比，公共外交对推动我国外交事业有何作用？

　　吴建民：公共外交是美国人发明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在培养外交官的学校Fletcher School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当时主要是想针对外国公众介绍美国的政策。这个词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需要得到本国民众的支持和外国民众的理解，这就需要向本国公众和外国公众更多地阐述外交政策。这个工作本来主要是由政府去做，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情况发生了变化。

　　外国人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到中国来，和中国老百姓交谈，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也成为参与外交工作的一股力量，公共外交的主体从政府转移到了公众。政府讲的，外国人未必相信，他们会认为这是官方的宣传，但和老百姓的接触就容易让人信服。

　　《21世纪》：和第一个十年相比，中国在下个十年会面对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其中的外交定位又当如何？

　　吴建民：我们在下一个十年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世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亚洲在崛起，国际关系的重心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种变化是几百年来前所未有的，人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现在有一个现象，即发达国家呈低靡状态，而新兴国家呈向上趋势，这种变化使人产生复杂的感情。这些变化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新的情况，大家对它缺乏思想准备，有人在面对这些变化时还沿袭着过去的思路。今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不断挑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正好发生在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第二个十年行将开始的时候。

　　我们能否抓住第二个十年带来的机遇，关键看我们如何应对挑战。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只有正确地应对挑战，才能抓住机遇。

　　中国在下个十年的外交定位，还要坚持小平同志给我们制定的方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也不能变。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我们应当对地区和世界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