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草原牧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今天，内蒙古等草原的飞速变化以及它受到的关注，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草原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生说。

　　郑易生前不久与内蒙古楚日雅牧区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达林太共同完成了《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一书。他们发现，当前草原牧区问题的核心是牧区的发展动力不足。尽管近些年来有关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来治理退化草原，但是它经常被其他更大力量的影响所淹没。

　　2007年10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曾跟随郑易生、达林太等专家学者走访了内蒙古多个地区，当时，专家学者们就感到，牧区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不论是政策，还是市场手段等方面，都需要调整。

　　“草原牧区面临着怎样的前景，看来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郑易生说，当前就很可能处于这个变局的关键时期，也即发展路径的分岔口——“在这里，今天的决策将影响甚至决定草原牧区的未来。”

　　郑易生、达林太长期关注、研究草原问题。达林太更是直接在内蒙古做研究项目，帮助牧民组建合作社。但作为学者，他们却深感牧区问题研究的复杂性，“研究牧区问题很难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知识完全分割开来。你不得不设法了解‘行外’的知识，这难免捉襟见肘。”

　　郑易生说，然而，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这些，而是一种弱势的思想处境。他们时常感到作为牧区问题研究者的“先天弱势”：关注的问题既是一个变革过程中作为较被动一方的弱者的问题，又是一个学习过程中作为被教导一方的“学生”的问题。

　　他们发现，牧民的生计能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社会与社区的和谐，所有这些问题，其发展态势都是被一个巨大的社会进程影响甚至支配的，这就是市场化进程。

　　而市场化进程又是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牧区和牧民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迅速、最深刻的变化。原先一直在渐渐变化的草原牧区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今天面临的已经是转向市场经济——社会范式的巨变。

　　“内蒙古草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变化最为活跃的牧区，你可以看到她因在开放和变化中获得新机遇、新价值、新生活而充满对创新和现代的渴望，也可以看到她在同一过程中因遭到的挑战、贬值、边缘化、社区瓦解而充满对未来的焦虑和无奈。”郑易生说。

　　不仅如此，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先进地区“输入”的，即它是从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农村和城市输入到“落后”的草原牧区的。所以不论是经济规律或理论、政策理念与方法，还是价值观念，来自发达地区的都很自然地处于支配的地位。

　　而恰恰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下，对于“落后地区问题的研究”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退化成“对落后的问题研究”；在管理部门中间，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单一化”偏好，希望设计“理想的政策”——有限时间、效果显著、便于统计、可工程化等，可以比较方便地用数字指标来表达与控制。具有这种倾向的决策者显然不喜欢“复杂性”，不幸的是，草原牧区问题的特殊性恰恰是它的复杂性。

　　让郑易生们感到苦恼的是，对于某些社会进程，他们不能说“放慢一些”。而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产生，恰恰是与这些社会进程的“高速度”有关的。

　　例如，他们发现一些地方的生态移民工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牧民还没有形成自己放牧以外的生计能力，就被移民到了生疏的城市。一些推进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轰轰烈烈，而一些牧民却十分盲目，在迅速的社会变动中处于“被运动”的状态，缺乏讨论、缺乏准备、缺乏选择，甚至缺乏后路。

　　“这些政策或工程，即使出发点是好的，给牧民带来的效果也是很难说的。”郑易生说。

　　郑易生和达林太认为，草原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草原牧区是与农耕系统不同的生态社会系统。其次还在于草原从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直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改变着自己。而这两者又决定了当今牧区的脆弱性及其面临的深刻危机——如果它不能在市场化大潮中适应挑战保护自己，就会走上衰亡之路。

　　郑易生认为，作为与草原共生共存的畜牧业，草原畜牧业应当发挥其比较优势，通过创新发展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畜牧经济模式。

　　而针对当前牧区发展特别是牧民合作社缺乏资金的问题，郑易生建议，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最大效率地使用“涉牧”资金、农口专项资金、农业专项资金，构建为牧区经济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加快牧区信用社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牧户的资金互助组织。

　　在建立草原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方面，郑易生认为，要形成“以保护为主，建设为辅”的共识，严格草原不受经济活动破坏的制度政策，严禁在草原进行农业开垦，加强对开发矿产资源的规划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