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璐 香港报道

　　11月中旬，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高美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寒暄一番之后，梁高美懿递给本报记者两张名片，一为繁体字，上书“梁高美懿”；一为简体字，上书“高美懿”。梁高美懿说，现在随身都会带着两个不同版本的名片，经常碰到来自内地的人士，就会递上简体版本。

　　恒生一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去年5月走马上任掌管恒生的梁高美懿坦言，今年的金融环境与去年大不相同，“去年的情况是客户很保守，银行方面希望客户有所作为；而今年就是客户很想做投资，而银行反而开始趋向谨慎。”

　　因此，在香港楼市大热的时候，恒生决定调高住宅按揭利率，选择更可靠的客户；当其他企业趁着市场资金泛滥而供股融资的时候，恒生却在谨慎衡量ROE与资本充足率的水平，没有急忙融资。

　　恒生银行在今年上半年的总体纯利上升8.4%至69.64亿港元，其中理财业务成为恒生的增长点，上半年录得29.25亿港元收入，同比升16.8％，零售投资基金收入更急增117％至4.91亿港元。

　　而恒生中国在今年上半年的除税前溢利同比增加了144%，其客户存款及贷款也分别同比增长了67.4％和36.8％。梁高美懿表示，恒生中国将继续积极吸纳人民币，按目前内地存款的增长势头，有信心在2011 年把贷存比率降至监管要求的75%水平。而且恒生中国一直审慎地选择贷款对象，贷款重质而不重量。

　　梁高美懿向本报记者描述恒生的发展策略时表示，香港的银行需要考虑风险问题，今年以来借贷急剧增长，资金投资到股票、债券、楼市当中，很多资产的价格都在上涨，“但是当量化宽松政策开始撤离的时候，这些过度升值的资产可能会没有人愿意接手，而热钱终有一天会走的。”

　　资产泡沫风险上升

　　香港的楼房不仅仅是香港人买，内地也有人来买。但是现在内地也收紧了政策，不会再有那么多资金流出。所以我们觉得，香港的银行需要考虑风险问题。今年上半年借贷急剧增长，下半年升势持续，同时存款的增长很有限，因为存款利息非常低，大家宁愿把钱放到其他地方。

　　《21世纪》：对比去年您就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时候，香港银行业面临的情况与今年有什么不同？

　　梁高美懿：2009年我刚到恒生银行的时候，还是金融风暴对香港产生影响的中期阶段，总体经济还没有脱离困境，银行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当时市场存在很多不明朗因素：一是利息低企，二是没有人愿意借钱，三是大家都手握现金不愿意投资，大家对于前景比较忧虑，没多少人买房产，股票和债券买卖交易亦较少。

　　但是今年的情况很不一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个国家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资金开始泛滥，中国的政策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去年内地的GDP增长是9%。但是美国的政策没有为本土带来就业，其资金流出美国，来到亚太地区进行投资和投机活动，导致亚洲地区热钱泛滥。因此美国的经济没什么起色，而亚太区却经济炽热。尤其是过去的三四个月，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股市和楼市都上涨得厉害。

　　在内地，调控政策纷纷出台，个人第二套房贷款困难，第三套房借不到钱，地产商也觉得借贷困难。而在香港，游资太多，也很多人借钱，因为资金实在太便宜了。香港有很多人买楼，而外地和内地的资金来到香港，也会购买很多资产。所以在2010年，尤其是过去的六个月，香港的借贷需求高涨。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人想借贷，银行就开始变得谨慎，上个月香港一些银行开始调高住宅按揭的利率，不过当时银行没有高调宣布这个事情，是根据个别客户的情况来协商按揭加息。

　　《21世纪》：恒生在香港的住宅按揭市场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恒生决定调高楼宇按揭利率的措施，是不是因为担心资产泡沫的风险有可能快速上升？

　　梁高美懿：我们看到资产价格很难回落，如果美国的QE政策持续，就意味着从现在到明年年中，不断有美国方面的资金到来。这些资金会投资到股票、债券、楼市当中，所以很多资产的价格都会上涨。

　　现在香港的豪宅都卖到2万多港元一英尺，与香港的购买力有些脱节。尽管现在香港有通胀以及明年工资上涨的预期，但是工资会不会增加20%？所以我们看到存在一些危机。虽然有人说，香港的楼房不仅仅是香港人买，内地也有人来买。但是现在内地也收紧了政策，不会再有那么多资金流出。所以我们觉得，香港的银行需要考虑风险问题。今年上半年借贷急剧增长，下半年升势持续，同时存款的增长很有限，因为存款利息非常低，大家宁愿把钱放到其他地方。

　　目前，我们的整体借贷比率大约为40%，比监管机构要求的低，而监管机构方面让银行减低借贷比率，并且要求做相关的压力测试，看看如果银行住房按揭利息增加2厘，对银行会有何种影响。我们测试之后发现，对恒生的客户来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恒生中国明年存贷比达标

　　在2010年由于很多新项目出台，部分企业的运作已经回复正常，出口强劲增长。因此2010年上半年，总体借贷需求上升。恒生中国需要在2011年达到贷存比率75％的要求，我们肯定明年可以达标。

　　《21世纪》：在美国QE2的影响之下，香港未来一年都会维持低息的环境。恒生在今年上半年纯利上升8.4%至69.64亿港元，不过净利息收入按年跌7.7%。在全球经济未来仍不乐观，以及目前的息率环境下，恒生的业务增长点在哪里？您认为香港银行业未来的息差收入会是什么趋势？

　　梁高美懿：如果按年比较，数字是下跌的，但如果把去年下半年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相比，NIM（net interest margin息差）已有所改善，而今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我们当然希望息差可以拉宽，因为息差拉宽对于恒生这种存款量比较大的银行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另外，市场对于投资产品方面需求很高，股票市场蓬勃，我们在零售股票方面，今年增幅不错，同时我们也在不停吸纳新客源，包括来自内地的客户，希望可以抵消利息方面的收入下跌。不过我们在借贷方面的策略一直没变，必须吸纳了存款才会借贷，因此我们的存贷比率会一直维持在合理水平。

　　《21世纪》：今年上半年港股的日均成交额比2009年同期增长8.8％至633亿港元，不过恒生来自经纪佣金的收入反而减少了2.3％至6.73亿港元，与去年下半年相比更减少了23％。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未来将采取什么策略？

　　梁高美懿：你看到的市场数据，包括了零售和机构投资者活动两大部分，今年上半年机构投资者之买卖占大市成交较大比重，为恒生主要服务零售客户。所以恒生的佣金收入减少了，看起来是落后于市场，但如果单看市场的零售业务数据，其实恒生做得并不差。

　　今年下半年港股十分活跃，IPO增加不少，我们相信下半年的佣金会比去年有所增长。

　　《21世纪》：恒生的内地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增长强劲，如此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同期恒生中国的客户存款及贷款分别同比增长了67.4％和36.8％，如何在取得贷款增长的同时控制贷款质量？

　　梁高美懿：主要是原来的基数比较低，恒生中国在2008年第四季收紧借贷，拨备比较高。到2009年下半年才慢慢的回复正轨， 在2010年由于很多新项目出台，部分企业的运作已经回复正常，出口强劲增长。因此2010年上半年，总体借贷需求上升。

　　同时，恒生中国也很着重存款的增长。恒生中国需要在2011年达到贷存比率75％的要求，我们肯定明年可以达标。

　　恒生中国在内地的贷款客户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地的项目，也包括国企、香港红筹公司等。恒生有完善的风险管理，贷款重质而不重量，从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借贷需求很强，我们一直审慎地选择贷款对象，比如房地产项目，我们都会紧跟银监会有关规定。

　　《21世纪》：恒生银行认购了内地兴业银行的供股及为后偿债项偿还25 亿港元，今年上半年的资本充足比率从去年底16.3%跌至12.9%，核心资本比率也跌至11.1%。未来恒生银行会否考虑集资来提高资本比率？

　　梁高美懿：去年年末的时候，恒生的资本充足比率很高，有股东问是不是需要派发特别股息？其实当时已经做好准备，今年需要认购23亿元人民币的兴业银行的供股，也有25亿港元的后偿债项需要偿还，所以16.3%的资本充足比率是偏高的。以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资本充足比率太高对于股东来说并不划算，股东需要银行运用资金去取得盈利。所以除非是监管机构有要求，银行才需要提高资本充足率。

　　至于恒生会不会供股集资来筹集资金，现在很难说，因为现在市场上的资金太多了。但如果供股集资，除非我们的盈利能够随即提升，否则ROE就会下跌。所以我们要综合考量ROE与CAR（Capital Adequacy Ratio，资本充足率）的水平。

　　今年年中恒生的资本充足比率回落至较合理的12.9%，巴塞尔III对于资本的要求并没有当初想像的那么高，我们觉得恒生的资本水平是合适的。

　　金融创新以市场为导向

　　金融海啸后客户须要在分行内的不同区域购买投资产品，同时加入了售前和售后的冷静期，都令成本上涨，不过香港的银行业务是灵活也有创意的，可以适应新的经营模式，我不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会因为金融海啸而被扼杀。

　　《21世纪》：2010年9月初，各成员国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改革了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水平。其中，5年内普通股比例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您如何看待资本要求的提升对香港银行业的影响？

　　梁高美懿：巴塞尔III对欧美银行的影响较大，因为欧美银行盈利的能力比过去差，现在对资本的要求提高了，其ROE就会下跌。欧美国家的CAR原来处于4%-6%，如果需要提高到8％－9％，影响就比较大。而香港的银行，本来的CAR比较高，盈利能力也没有大幅转弱，巴塞尔III的影响就比较温和。

　　《21世纪》：您如何看待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对于香港银行业的影响有多大？

　　梁高美懿：英国和美国都出台了很多法规去监管银行，银行业的生存比以前艰难了。比如巴塞尔III把资本要求调高了，使得金融机构的ROE比其他非金融机构低，影响到金融行业在市场吸纳新资金，或者推出债券的价格就比非金融机构要高。在英国对于银行业的收入方面也有新的法规，直接增加了银行的成本。

　　在香港，金融海啸后客户须要在分行内的不同区域购买投资产品，同时加入了售前和售后的冷静期，都令成本上涨，不过香港的银行业务是灵活也有创意的，可以适应新的经营模式，推出迎合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我不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会因为金融海啸而被扼杀。

　　《21世纪》：您如何看待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梁高美懿：金融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各国都很紧张，当时担心会不会出现类似1920年代的大萧条，各国政府纷纷出钱来支持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发生两年之后，各国都已各自打算。澳大利亚、印度、中国内地都已经加息，而美国就通过QE2推出更多资金，也促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欧元和日元的升值，使欧洲和日本的出口都受到很大影响。相信货币战、贸易战、保护主义等等都陆续出现，包括某些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纷争，有些其实是长久以来的矛盾，现在突然再次紧张，其实与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有关系。

　　现在已经到了不太合作的阶段了，我看不到国际间有很高的合作性，保护主义的心态高涨。所幸的是，此次美国QE2出台终于有了一些条款，希望把部分资金留在美国国内创造一些就业机会，而不是全数流到国外，希望可以改善美国近10%的失业率吧。

　　《21世纪》：那么您如何看待香港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问题，以及在香港跟随美国的被动不加息情况下，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梁高美懿：港元跟美元挂钩，美元下趺，除了美国，来自其他地区的产品都涨价了，而香港的食品和副食品主要来自内地，因此对于香港来说，输入性通胀无法避免。另外，无论是住宅、写字楼或者商铺，租金都上涨。因此银行对于通胀加剧之下的失业率、企业倒闭情况以及个人贷款方面的状况，会不断跟进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