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千载中华商道
作者:■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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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中华文化的史册上，商业文化一直是被漠视、误读乃至被避讳的。“重农抑商”作为一个延续千年的思维定式，今天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残存着余渣。
然而，伴随着人“趋利避害”的自然欲望而产生的“商”，其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从来没有被窒息过：不管是在春秋战国的大时代里，还是在封建一统的秦、汉、唐、宋，商业文化始终“隐而不显”地存在着，并且孕育出了一个个商业奇迹：战国时代的齐国临淄，汉、唐的长安，宋代的开封、临安……这些都是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市。
而和今天各行各业的所谓“明星”比起来，我国历史上的“商业明星”更是毫不逊色：帮助齐国成为春秋霸主、确立以商强国的大战略家管仲；将个人经商上升为社会事业的陶朱公范蠡；将儒家道德和伦理引入商业经营实践的儒商之祖子贡；滥觞至今的官商文化的始作俑者吕不韦……还有富可敌国的一代代的大富豪，例如邓通、沈万三、胡雪岩、乔致庸……等等。这些人不但将商业实践作为毕生的人生追求，更在各自的商业生涯中，悟出了“商道”，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哲学，例如“以义制利”、“散财”、“天下共利”……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拓之功，才最终在明清500年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称雄于世界；又正因为有了这么丰富的商业哲学、商业思想作为积淀，才最终产生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纵横驰骋、所向无敌的“华商”和“新华商”。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就走上了一条现代化之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在迅速转变。其中，以农业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开始向以工商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文化过渡，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新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出新的文化。30多年来，亿万国人在海内外的广阔市场上奋力打拼，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对传统商业文化进行了扬弃和创新，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30年的市场实践证明：中国人是善商的，中国人是有着自己的商业头脑和丰富智慧的。中国人在经营之术和管理之道方面，并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差！
然而，在创造出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同时，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基于人们本能的“获利”冲动，商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然而放任商业手段自生自灭，又会酿成巨大的灾难，必然会带来无序竞争、市场混乱乃至自相残杀，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巨大的财富烟消云散，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又必须停下来，像我们的先贤圣哲一样，去认识商、实践商、总结商，从传统的四千年漫漫商道里，寻求智慧和帮助，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去精心地总结和思考，最终创新出我们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
四卷本《中华商业文化史论》就是这么一个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全书从探源商业文化出发，一步步剖析商业文化的变异过程，寻找其内在的优秀基因，最终从今天的市场经济土壤中，为其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
商业发展之道——以商报国。
以商报国，即将个人的追求与振兴民族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将个人使命融入民族使命。
当财富不再仅仅作为个人的猎获目标，而成为为国创富、为社会理财，商人的个人价值也随之最大化：从传统的“奸商”到成为今天的“财富英雄”，成为全社会关注和谈论的焦点，就是证明！
商业和谐之道——以义制利。
以义制利，即以道德来约束功利，要求每一个商人首先是“道德人”，其次才是“功利人”，既肯定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又肯定人的自我超越的高级智慧。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最伟大也是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和谐”。不管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将实现个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和谐，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商业文化也是如此。
要实现商业的和谐，一条最简单最有效的途径即人们对自我欲望的控制。商业虽然源于人的欲望天性，然而，欲望如水，如果不加克制，就会流向低的地方，蓄积多了，就会泛滥成灾。
商业长青之道——天下共利。
天下共利，就是不再把财富作为个人追逐的猎物，而是为社会理财，将经商不仅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更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社会事业。
天下共利，用通俗一点的表述来讲，就是“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目的。只有让自己的财富与全社会的大财富融合在一起，让财富为全民所用，才能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
以上所述，只是《中华商业文化史论》一书的冰山一角。如果要了解这部“商道奇书”，请各位读者自去细心阅读该书，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程度、不同视角的收获。
（《中华商业文化史论》，房秀文、林锋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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