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

　　当前形势下既需要抑通胀，又要调结构、稳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就业形势良好。全国GDP同比增长10.6%，比去年同期上升2.5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931.1万人，其中三季度新增293万人。但物价上涨较快，10月份，CPI同比上升4.4%，创25个月以来的新高。抑制通货膨胀已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少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国际收支失衡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等。2009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6.3个百分点。今年前10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4%，已持续多年高于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给人民币带来较大升值压力。

　　我国外部经济环境仍不明朗，外需仍不稳定。10月份，美国失业率为9%，持续18个月徘徊在9%的高位；爱尔兰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削弱了投资者信心。根据IMF最新预测，2011年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2.3%、1.5%、2.0%和1.5%。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将对我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结构性矛盾，稳定经济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当前的必然选择

　　搭配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兼顾抑通胀、调结构和稳增长三大调控目标。尽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助于实现抑制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和稳定经济增长等宏观调控目标，但两者在调控对象、调控手段、传导机制以及调控时效上均有所不同。货币政策具有调控对象全局性、调控手段多样性和调控效果短期性的特点，在解决诸如通货膨胀等全局性、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时具有相对优势。财政政策则具有调控对象结构性以及调控效果长期性的特点，在调节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中具有相对优势。抑通胀、调结构和稳增长是对立统一关系，单纯采用某一种政策工具难以同时兼顾三大目标。而搭配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在较大程度上兼顾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将短期目标（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和长期目标（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历史经验表明，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在抑通胀、调结构和稳增长中取得较好效果。200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局部过热，出现了粮食供求趋于失衡、固定资产投资过猛、货币信贷投放过度以及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等问题。CPI自2003年9月起快速上升，12月达到3.2%。2004年，我国搭配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等货币政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同时通过“两减免、三补贴”等财政政策工具调节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2004年12月，CPI同比上涨2.4%，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比2004年最高点回落2.9个百分点；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长9.5%，比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与2003年四季度基本持平。运用组合调控政策，在不损害经济增长潜力的同时，成功抑制通胀，取得了较好的调控效果。

　　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一方面，我国财政状况较好，有利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分别为2.8%、18.6%，分别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0.2、41.4个百分点。当前部分西方发达经济体实行“宽货币、紧财政”政策组合是其财政状况恶化条件下的无奈选择。2009年，加、法、德、意、日、美、英等发达经济体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均超过60%，尤其日本已高于200%，意大利也超过100%。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财政投资的持续性以及财政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未来一段时间仍需要保持较大的财政支出力度。截止10月底，全国在建施工项目数41.5万个，同比增加1.3万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7.6万亿元，同比增长25.7%。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在建项目的顺利完成，遏止“半拉子”工程。另外，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防止外需意外下滑、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9.6%，比上季回落0.7个百分点，持续两个季度回落。截止10月末，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2.7%，虽然保持较高增速，但增速已连续3个月回落。为防止欧美经济反复导致出口下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无疑是恰当的选择。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的主要着力点

　　当前，既要抑通胀，又要调结构、稳增长，对宏观调控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

　　首先，加强在抑通胀中的配合。这是由短期内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在供给方面，重点是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督促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继续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优惠。加大惠农财税政策力度，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支持粮食进口企业扩大粮食进口，平抑粮价。在需求方面，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提高公众对通胀的承受力，特别是要完善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补贴，减小通胀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影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新开工项目，避免投资的过快增长。

　　其次，加强在调结构中的配合。通过结构性加、减税和限制性金融等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对社会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出台鼓励居民消费的财税、金融政策，努力提高消费率。推进资源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开征环境税，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强化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逐渐降低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的依赖。适时扩大消费型增值税范围，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服务业的扶持，大力发展低碳金融，严格控制对“两高一资”行业的信贷投放，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对中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开展并购贷款，支持产业有序转移，培育新的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再次，加强在稳外需中的配合。人民币渐进小幅升值，有利于稳定物价，但对出口也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为稳定外需，可以基本保持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在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品逐渐减少出口退税的同时，对高技术产品暂时保持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通过汇率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的配合，达到稳定进口商品价格和稳定出口的目的。

　　最后，加强在防风险中的配合。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设立融资平台，融资规模迅速增长，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密切配合，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格控制新增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为避免资源浪费，降低金融风险，要大力支持在建工程，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新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满足惠民政策需要外，应重点保证在建工程的资金需求。督促金融机构满足在建工程的项目资金需求和已完工工程的流动资金需求，保障在建工程顺利完工、已完工工程顺利投产。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本报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