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近日政府“国16条”出台，人民日报和发改委相继连续5天连发5文出招稳定物价，而且国务院6个督察组也将奔赴18个省、区、市对各地物价上涨和各级政府管理工作状况进行深入调研和认真检查。如此急迫地治理通胀的态度，一方面展示了我国政府对民生问题高度的敏感性和重视，同时也进一步反映出中国通胀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和中国民众的期待方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认识差距”。具体而言，政企之间、国民之间对抑制物价所应采取的有效措施，今天没有达成“共识”的理由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打破垄断”和“民生安全”之间的关系如何权衡。比如，无论是打破垄断还是放开贸易限制，都有利于中国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机制的形成，避免出现价差套利的投机行为和依靠特权和垄断地位进行寻租的腐败行为。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市场机制在形成均衡价格的时候，并不能保证可以排除金融资本绑架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和由此带来的过分高企的均衡价格。尤其是和民生相关的资源型价格一旦急剧上扬，就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国家常常对资源类行业实行市场准入管制来防止市场出现恶性竞争或逐利性的控制供给和价格的垄断行为。但是，大众却认为自己今天没有享受到这种本来应该出于公益性要求的资源供给方式所带来的好处(国外很多发达国家直到今天还是存在很多类似的“补贴”现象)，反而让他们感到上游资源类企业正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垄断地位谋求自己的商业利润。

　　二是“放松管制”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如何权衡。比如，政府减税和放松管制等都是增进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如果行政措施的结果都是在增加企业成本，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因为企业具备成本的转嫁能力而最终推高消费品价格。

　　三是政府“加息让利”和国际资本“搭便车”之间如何权衡。比如，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应该通过及时的加息手段来减少国民财富的损失。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让利”的方式(如减税)来缓解企业高成本负担所带来竞争力下滑的问题。

　　但是，政府决策部门担心在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加息实际上承担了美欧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所造成的市场风险。因为热钱过多地流入会催生本币升值、通胀加剧和资产泡沫，从而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的“日本病”特征。于是，外部一旦发生逆转的局势，比如，美国加息，地缘争端爆发，就很有可能导致热钱突然之间大举离去。

　　今天人民币国际化和经常账户下本币与外币自由兑换的深度，和加入WTO之前的状况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打开了热钱自由进出中国的通道。所以，加息不仅不会减少负利率现象，反而因为流动性进一步泛滥而导致物价更加大力度的上扬。

　　　为此，我想提几点抑制通胀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差异性地推行结构转型的产业政策，替代现在对所有企业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措施，采取企业自愿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方式，去控制节能减排的目标。从不增加企业额外负担的前提条件出发，可以先让国有大型企业和央企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碳排放权合理交易模式的探索。民营企业在政府有效的扶持下和过去的成功经验指导下来逐步完成碳排放的任务。

　　2. 努力确保供给渠道，及时动用战略储备增加对市场的供给，并打击金融资本绑架资源类商品的投机行为。通过有效的价格控制来缓解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强化。对于最近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所引起的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暴涨，一方面应该呼吁国际监管部门和相关国内监管部门投入及时的调查，并对发现的投机行为实施严厉的制裁。另一方面，还是需要控制货币和银行信用创造的规模，但同时要鼓励银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中国市场自身的造血功能。

　　3. 要通过大力的政策扶持和税收制度的引导，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到企业创新的融资平台中。对其中不顾风险，肩负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要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充分的支持。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新产品成本，“替代掉”处于垄断地位或投机状态的高价格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疏导产业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舞台的方式，能够降低中国市场流动性泛滥程度，能够有效打击国外热钱流入的投机行为。

　　4. 上游资源类垄断企业要有把价格形成机制向公众说明的义务，要接受代表群众利益的“第三方”客观的监督。原则上要反映出市场价格波动的趋势，但波动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事前的价格“平滑”管理原则(双向而不能单边调整)或事后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来加以调整。

　　5. 对资源类产品的进出口要设定一个“价差”开关。当内外价差低于某个临界值，就要限制其出口而保证国内的供给，以免因为放任资源类产品的无限制的逐利行为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民生。当然，在制定临界值的时候还是要强调汇率、税收调整后的相对价格水平。

　　6. 对和民生相关的资源类行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一方面应该在整个产业链的环节上强化自由竞争的格局，另一方面也应该请所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加入一种“安全保险”，防止逐利型的主动退出行为。一旦供给冲击导致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经第三方专业机构确认后，可以动用这笔保险金来渡过难关，以保证市场稳定的供给能力。

　　最后，我还想特别提出：千万重视金融体系在管好国民财富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有时甚至比“涨工资”还要有效。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低收入者占大多数，对于新增收入，会很强烈地反映出储蓄偏好倾向。因此，涨工资不一定就能获得消费额显著增长的结果，却可能更多进入金融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从而导致银行存贷量的放大和金融市场资金规模的增加。若中国金融服务仍然滞后，那民众正在积累的消费能力即使到了明天，可能也会化为乌有，也就无法产生我们所期待的“ 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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