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评论周刊》上关于追思蔡定剑教授的文章，颇有感概。一位大学教授的逝去，引发这么多的关注与赞誉，确为罕见。同时，有一些评论的标题是“世间已无蔡定剑”，我猜想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像蔡定剑这样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

　　去年此时，我尚未毕业，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找工作。考公务员，去出版社，进公司，不管选择哪个，都心有不甘。或许由于自己读了二十几年书，也教过两年书，不忍就这样离开书本、离开学术和自由的课堂，要给自己一个交待，给学生一份憧憬。

　　如今，我已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大多都是出于上述原因才选择到高校当老师。

　　如此看来，我们当教师的动机不可谓不良，但何以在社会和学生眼中，似乎一些高校教师不务正业，剽窃抄袭，离“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远呢？

　　作为一名教师，“教”是第一要义。但当前高校的评价体制不是评“教”，而是评“研”：讲课再好，评职称时抵不上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讲课再差，一年能发几篇SCI或CSSCI，就是教授和杰出人才。

　　摆在教师面前的，还有两个足以让他们痛心的现实：

　　第一，科研生态太差，在一些学校，院士、校长、院长、博导、教授、评委等金字塔塔尖抢占了太多的学术资源和科研经费，唯亲是举，资源寻租，让大多普通教师举头难见明月。

　　第二，在房价、CPI节节攀升的映衬之下，高校教师的工资着实少得可怜，工作几个月买不到一个平方。每当有朋友问我拿多少工资时，我羞于出口；每当家人或朋友劝我搞点副业时，我又说自己不擅长，心里还想着科研，着实难过、纠结、分裂。

　　昔日的象牙塔，已经成为今天的“市场街”。在辛格的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主人公菲谢尔森，一个老博士，痴迷于研究斯宾诺莎，但研究哲学无助于改变生活的困境，甚至因为痴迷的研究而加深了他的困境。老博士在形而上的领域里生活了半生，一无所有也未有丝毫后悔，只是贫穷、衰老、疾病的联合步步逼近，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时，他才不得不正视目前的境遇，最终粗鄙的肉身熄灭了无拘无束的思想。

　　作为一名教师，我能做的，就是尽力让自己讲课和科研两手抓，并且两手都要硬。有一些老师的确如此，科研不错，讲课也很受学生好评，但是并非人人都是如此。

　　在这种状态下，“市场街的大学教师”为何难成知识分子，相信自有公论。

　　希望自己不要像“市场街”的那个老博士那样，最后双手撑着窗台说：“神圣的斯宾诺莎啊，宽恕我吧，我变成一个傻瓜啦。”

　　□李计伟（暨南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