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专栏

　　过去20年，中国石油企业改革积累的动力已基本耗尽。要实现持续发展，只能依靠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

　　过去半个世纪，国际石油天然气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行业话语权从跨国公司转到了资源国的手里；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拉动，石油供需发生了很大转变，产量消费量都增加了3倍；资源民族主义兴起，石油的政治色彩更加浓重。此外，低碳、减排、环保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潮流，这对传统发展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世界能源行业的重大转变为正在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石油工业带来了诸多挑战。

　　第一，保障供给的挑战。1993年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每天消费800万桶，进口依存度超过了50%。从贫油国到世界第四产油大国，从12万吨到1.9亿吨年产量，并把峰值产能保持了很长时间，中国石油工业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在目前经济可采资源难以接替的条件下，中国能长时间维持在石油高峰产能上已经非常不易。不少专家预测， 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将超过70%。即使是最乐观的预测，中国本土顶峰的石油年产量也只能达到2亿吨左右，自给率不会超过40%。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进口石油来满足国内的需求。从依靠扩大本土石油的生产，到扩大石油进口、依靠贸易解决石油供给安全的问题是中国石油工业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石油体制深化改革的挑战。中国三大石油公司的地位和结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最高层级的“央企”，被赋予了部分政府职能，垄断着国内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控制着绝大部分炼厂、加油站和油品的进出口。三个油企实行的纵向一体化（油公司+石油服务+社区服务）加上下游一体化，是个独立的小社会；国家公司加上市子公司，实现了职能多元化，目标多元化；规模巨大，员工数量庞大，多种用工制度并存，历史沉淀厚重。会战的辉煌已成为历史，会战的成本今天还在支付。从政府到企业内部，行政性管理仍占主导地位，管理者是官员而非企业家，官本位基因没有弱化。主营业务上市并不等于国有石油公司完成了市场化的转变。规模不等于效率，“走出去”不等于“国际化”。过去20年石油企业改革积累的动力已基本耗尽，生产成本上升不可避免，石油资源逐步走向枯竭，而中国石油的需求增量还在加速。改革滞后与社会进步的不协调必然造成诸多深层次的问题，现行的石油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第三，低碳节能减排形势下，传统能源向洁净能源和新能源转移的挑战。中国一次能源的结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煤炭占了72%，石油占18%，天然气不到4%。国际上能源的结构大致是，石油34%，煤炭28%，天然气25%，其他13%。今天，中国发展面临着能源的三重挑战：供给安全、生产和消费安全、和平获取能源的挑战。

　　21世纪的中国石油公司在资源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能在努力谋求多赢与互利的基础上获得资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能源需求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走出去”，比如期货交易。可是，我们现在的国有石油公司体制非常不支持参加石油期货的贸易方式。国有企业只能负赢不负亏，加上国企负责人“赢无激励，亏必有责”的特性，注定了很难在石油期货上有所作为。体制和结构决定了，我国在石油金融维度上的竞争还很欠缺，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合适的参与主体。作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放弃在石油金融维度的竞争似乎与自己的身份不符。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不变不行，变得慢了就要落后。中国的石油工业应该怎么变？这个问题无先例可循。

　　不论中国还是世界，解决能源的问题最终只能靠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来解决。人才是创新的第一源泉，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教育体系、用人体系、企业制度、国家政策与造就和提升人力资源紧密相关。而加强自主创新，除了增加研发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形成能够自由竞争、自由创新的机制，把人力资源解放出来。国家如此，企业更如此。发展如此，变革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