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跃威

　　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许多地方政府都采取了粗暴的“一刀切”式的行政管理模式，直接引发了本轮“柴油荒”。一些地方政府想出了用用电指标额度管理的新措施，不仅新创设出了地方政府的行政配给权以及寻租的机会，而且也最多仅能满足不到50%左右的企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再投资每台20多万元购买柴油发电机和柴油来维持生产经营。尽管企业用柴油发电折算的电价约为每度1.5-2元,比上网电价0.7-0.8元高出了一二倍，用柴油发电的企业基本上是做一单亏一单，但只要可以支付所有可变成本或再弥补些固定成本，企业就必须进行这种亏本开工的选择。

　　与此同时，国有石油企业却被推到风口浪尖。

　　面对舆论压力和各地柴油供应持续紧张的状况，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全力开工炼制原油。其中，中石油的原油日加工量突破40万吨；中石化也宣布了五大措施力保柴油供应，甚至停止了原年底的常规检修维护的计划。并下达文件，专门要求下属炼厂增产柴油，并推出炼厂每超计划多生产一吨柴油即可得1000元奖金的奖励政策，以及增加柴油进口等措施。他们采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应对这种单一产品短缺的畸形的生产和供给的危机。

　　然而，在这种畸形的危机中，暴增的柴油需求有可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汽油的供给过剩，甚至会因过剩憋库而不得不低价出口汽油，最终给企业带来经营的风险。而同时，超计划每吨1000元的奖励政策又将降低企业的盈利率，并直接减少国资委的红利和股东的权益。

　　但最重要的是：计划年底进行的常规检修维护是一个企业安全生产运行的基础保障工作，是经过比较科学的优化计算得出的结果。如果长时期地为了他人的政策瑕疵而忽视自身的经营安全边际，即应该投资检修维护而不为，则极有可能给企业埋下恶性事故的隐患。可一旦发生事故，这类事故又通常是重大的环境灾害事故，不仅企业受损，企业所在地区的损失也会十分重大。

　　柴油发电比火电、水电的生产成本都高，而守着电网的电不能用，不仅不能实现节能降耗，相反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况且，中国电力系统眼下还达不到全国性智能配置、超大电能储存等先进的智能管理水平，拉闸限电又会殃及到电力企业的电能利用率、开工率及经营绩效，进而影响整个国家能源资源的总体使用效率。

　　但是，这一系列因达标而产生的副产品却被转嫁给了石油企业，在干扰了石油产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的同时，又创造出了两种电能价差间的寻租机会。这种亏本的买卖又实质性地造成了中国财富，如电力、石油、土地、人力资本以及索马里护航的海军等资源补贴了全球的消费者。

　　“十二五”即将到来，工信部正在紧张制定“十二五”工业节能目标。其中，节能与减排是相互促进的。这使笔者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预感：“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问题还没能解决，“十二五”的政策目标又增加了一个二氧化碳减排，如果前者是涉及工业生产过程进口的需求问题，那么，后者是涉及这一过程出口的需求问题。而通过行政手段，堵住两头，中间又没有高营养素（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装备、足够的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以及企业节能减排的内冲动和政府对创新技术的补贴），再好的肌体也会因上下不通和营养不良而衰败。届时，再将地方官员的考评、任免等前程的大事与这些指标挂钩，不定又会创造出什么更离谱的政策副产品。

　　任何一项政策或制度的出台，如果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话，那它起码应该是进行过了充分的、科学的、量化的论证。它不仅具有可操作性，政策目标达标的标准、路径、资金来源、受益者、受损者和可能的副产品，以及政府为了实现整体目标可为政策对象提供的资源和能够协助解决的问题等，并广泛告知百姓政策的实际意义。而不是某些简单的、粗放的数字或“一刀切”式的傲慢和自利的行政权力对市场行为进行的“规范”。所以，面对节能减排的重大国策时，我们如何进行政策的取舍，如何构建政策的经济评价体系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在节能减排的问题上，由于只要做功，就需要能源。消耗能源，就要有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除非用非化石能源）。所以，要想解决产业两头的问题，最好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去优化能源的使用效率，测算出国内外各个产业平均、先进、优秀的能耗基准值，依此确定谁是高耗企业，然后对高耗能企业征收惩罚性的倍增电价，自然企业会去追求降低能耗的路径。再用征收碳税的方式管理污染物排放，让高排放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不仅可以调节污染物排放的问题，而且也调整了节能。也就是，只“管”出口指标，并促使排污形成产业化；只“理”入口价格，使企业自觉节能或自愿承担倒闭的沉没成本而退出高耗能产业。由此由一个政策指标实现节能和减排两头堵的双政策目标，并创设出新的碳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