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斤黄瓜，中间商从山东寿光菜农手中收购时，价格约为1元。运到北京，市民从市场购买时，已至少为每斤3元。如果蔬菜进入超市，要交进门费、场地费，要再包装，还要返点，保证超市的利润。最终，一块三四一斤的寿光黄瓜，在超市要卖到4块钱左右。市民普遍感觉菜贵了，菜农、中间商抱怨利润薄了甚至赔本。人工成本急剧上升、汽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运输价格高昂、各项杂费“不约而同”上涨，助推寿光菜完成身价倍增。“菜贵”与“菜贱”这对矛盾的感觉，存乎不同人心中。(12月3日《京华时报》)

　　油费、车费、过路费加上大量损耗，进门费、场地费、包装费、返点费，从山东菜农收购的黄瓜从每斤1元变到3、4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有的费用最后都由消费者买单，说起来“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谓调控菜价，市长管“菜篮子”似乎有些多余了。

　　一根黄瓜从菜农手中到市民手中，人人都叫喊着自己没有得到实惠，无论如何这在经济学原理上都无法解释得清楚。各地调控菜价时，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不得已地都费尽心机地挤压利润空间，以换取本地市场菜价的下降。在北京，最令人感到有创意的是，今年11月中旬，警方在北京最大的蔬菜市场——新发地市场打掉一个菜霸团伙，据称“该团伙在市场内欺行霸市、垄断市场价格、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故意伤害他人。”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称，该团伙的行为对新发地市场菜价造成干扰。

　　且不说这些菜霸团伙在市场存留了多久才被打掉，单就打掉后的菜价而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充其量是为批发商和运输商赢得了一定的利润空间罢了。

　　无需赘言一棵菜从地头到餐桌的流通环节有多少。媒体大量的跟踪性、调查性报道已经全景式地呈现出菜价高昂的主要原因无外是菜农种植面积的减少和市场高额费用存在，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民不能直接进城卖菜，因为他们得交税交费。

　　城市郊区土地的大量减少必然会影响蔬菜种植面积，传导效应在历经多年后的菜价反复后，最终全面爆发，菜地与耕地红线中还存在着不同认识，很多郊区菜地不在耕地范围之内，单纯靠所谓的蔬菜基地供给，很容易就会受中间商和其他因素的控制而影响蔬菜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往往多是上涨，少有下降。

　　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流通环节的最后一公里对菜价影响最大”，实际上就是表明了农民被脱离了最后销售环节，各种城市市场中设立的进场费、摊位费、管理费等等名目繁多的税费吓退了农民参与最后销售环节的欲望，最终地方政府把税费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菜价高涨，所有参与流通环节的个人都得不到利润，地方政府坐收渔翁之利。

　　说来说去，“菜贵与菜贱”矛盾的感觉存乎不同人心中，却无力改变，想要彻底现状，则存于地方政府让利于民的政策当中。（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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