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虽然他强调说，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动率远高于农民工，但仍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激励效应，“干吗上大学”？他提出，这种状况还会影响到高中阶段教育的吸引力问题，建议将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内。

　　大学生的平均起薪与农民工接近，这早已不是新闻。然而，对于这一现象，至今没有理性的梳理。普遍的观点是，大学生贬值，高等教育需要提高教育回报率，否则就会出现上大学无用到读书无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提高高等教育回报率，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一，但如果从多元成才的社会观念分析，这种思路从长远看，并行不通。

　　我国社会之所以出现“上大学无用催生读书无用”，根源就在单一的升学教育体系以及单一的成才模式。在这一教育体系和成才模式之下，受教育者关注的是“升学”福利，而非求学本身。一直以来，在谈到教育与人才发展时，不少专家呼吁，社会应把上大学作为成才的选择之一，而不是唯一，在上大学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成才选择。但具体到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时，却依旧把上大学作为“唯一”的成才路径作为决策依据。

　　我国多元成才观和多元成才模式无法形成，主要受制于两方面因素。其一，“学历情结”和“学历社会”，即把学历作为上升的“敲门砖”；其二，严重的行业、岗位收入待遇、社会保障差距，没有高学历者很难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也难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这两方面因素，严重影响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在笔者看来，大学学历的贬值、农民工的待遇提升，如果利用得当，恰可成为形成多元成才观和多元成才模式的契机。这需要进一步从两方面着力，一是趁势打破“学历情结”和“学历社会”，让学历不值钱，建立基于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二是缩小行业、岗位之间的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差距，让受教育者不为追求学历福利（身份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福利保障）而选择教育。如果这两方面有力推进，全新的教育和人才发展局面将可呈现——对受教育者来说，读书的追求，将从为了升学与获取学历，变为追求就业能力与个人素质的提高；对学校来说，回报给受教育者的将不是一纸文凭，而是可以获得进一步改善自身生活状态的能力以及完善自我的教育经历；对于社会来说，受教育者的能力与素质的提高，将带来各行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由此形成国民受教育年限提高与社会文明程度同步提高的健康的“教育-社会”关系。

　　当上大学作为一种能力提高和生活方式的需要，而不是一种学历的需要，“干吗上大学”的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公民可以选择在高中毕业之后，上大学；也可以在高中毕业之后，参加工作；还可以选择在高中毕业工作之后，由于工作以及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再上大学。个人的兴趣与职业规划，成为上大学选择的出发点。

　　蔡昉鉴于不上大学，也不读高中的趋势，提出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建议，说实在的，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出现辍学潮的现实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跳出传统的升学教育思维，淡化学历教育价值，让学生不是用学历身份而是用能力与社会的就业建立联系，同时不因个体身份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社会福利保障，这才能形成健康的教育观与人才观，构建全新的教育与社会关系。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