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本报记者张一鸣

　　这是一个迟来的故事。9·29新政后，记者一直在努力地找到一个因为楼市调控政策变动，而不得不承受更大买房压力的人，一直到11月，记者才遇到小云。

　　以小云的收入，她根本没有可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而不断搬家的经历却让她头疼不已——前一个房东把房子卖了赶她出来，后一个房东又在今年6月要求涨价40％。

　　只要有在一线城市租房经历的人，都能理解小云的那种无奈，如果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居所，谁都不会愿意超出自身能力买房。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小云说自己并不属于对房子欲望特别强烈的人，否则不会结婚的时候不买房，可是等到准备要孩子时，只能向高房价投降。

　　“总不能让孩子跟着大人搬来搬去受折腾，孩子如果出生后没有当地户口，以后上学都成问题。”说到这，小云非常气愤，“如果租房体系完善，房东不乱涨房租，不说赶人就赶人，我也想踏踏实实租个好房子。”

　　一个细节是，小云之所以买房，并非房价降了，也不是因为攒够钱，而是对几轮调控政策的失望，对预期的绝望。她认为，不管房价怎样，都需要一个安稳的居所，跳进深坑只是早晚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小云们已经成为一个群体，他们和小云一样有着类似经历。大多在看到每次调控的无济于事，看着房价的节节攀升——尤其是短暂的遏制后的爆发和翻番的涨价后，心理价位跟着水涨船高，最终奋不顾身地跳进买房的漩涡中。

　　小云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对于我们这种所谓的‘中间阶层’，无权无钱无关系——政策拧不过，开发商也斗不过，但是税不少上、ＧＤＰ没少贡献，可是上面没人管下面无人问，就是夹在中间最悲哀的‘夹心层’”。

　　而今，新一轮调控正在进行中，信息却显示房价正出现小幅上调，更多的小云又将出现，期望主管部门的下一次出手，能够对各个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不要让刚需再次陷入到被动的绝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