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并不是只沉迷在拜物教的氛围中。在物质的基础上，他们也孜孜于理想的追求。中产阶级往往是志愿者的先锋，他们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也参加厦门抗议PX污染的“散步”，也当然前往上海大火的街头悼念，带一束白玫瑰，展现中产阶级难掩的优雅气质。正是寻回了物质追求的权利，他们也要寻回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利。这是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掀动市场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他们心中的新中国。

　　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没有新中国》亚洲周刊2010年第48期

　　依今日基层行政的现实状况，法治政府已经不能停留于政府部门的自我修炼，也难以靠政府内部的上下级监督来维系，而必须有更真实的外部压力，方才可能修复这些屡被撕开的法治伤口。

　　基层行政“脱法”，进而假借黑恶企业为害公众，这其中的受害者不仅有在睡梦中被打死的公民，也还有当地政府自身的组织意志和合法性基础。

　　太原暴力拆迁致死案发生至今，血案内情依然扑朔迷离，唯有一死一伤的冰冷数字，以及粗略的简要事实发布。这不得不让人担心，依靠本来就已身负嫌疑的当地公权部门所提供的循环论证，真相会不会变成一种剪裁的版本？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

　　《防止权力假借他人之手知法犯法》南方都市报社论2010年11月30日

　　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关于警察维权和“双起论”的讲话，虽然口不离法，但究其实质，却与法治精神相违背。

　　维权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他们的权利受到了来自权力不正当的侵犯，故而以上访等方式向政府诉冤请愿。维权事件的发生，多数因为各地政府的非法征地与拆迁，有的甚至闹出血案。这里不难看到维权的主体是权利，控告的对象是权力，前者在后者面前天然是弱势。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弱势才有维权这一说，在舆论监督面前，警察只有被监督的份，压根没有什么“警察维权”的权力。“双起论”不但颠倒了维权双方的关系，而且混淆了维权的性质，听话听音，这里的维权原来是对权力的维护。当舆论监督面临事实上的困难时，这种本身就很强势的权力还要维权，那媒体监督只能走向末路。

　　邵建《法治社会无“双起”》南都周刊201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