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_陈丽伟 发自香港

　　强过外国同行

　　《侨报》：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特别是内地的新闻作品是否缺乏幽默感？

　　黄煜：我不觉得哪个国家的新闻特别幽默。西方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深度调查类的，非常严肃，但确实有一些作者讽刺甚至自嘲的风格很突出。看中国的新闻作品，需要read between line，体会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特别是批评性的报道，记者在遣词造句上很有水平，既要反映问题又要遵守有关规定，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记者水平比外国记者高多了。

　　陆晔：因为新闻是喉舌，媒介是国家机器，所以不可以随便幽默。

　　形象不是营造出来的

　　《侨报》：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依次是什么？

　　黄：社会进步巨大，政治改革相对落后，对世界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现在这种经济先发展、政治改革相对落后的中国模式让西方担忧，会不会对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威胁。

　　陆：没专门研究过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中国，所以无法回答。

　　《侨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期待塑造更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具体的“造形”手法上，应该作哪些改进？

　　 黄：首先，改革开放的力度要加强。其次，国家形象不是单靠营造、宣传出来的，它是一个实体的事，要确实做得好。经过一段时间，国际对你的看法自然会有所改变。当然，在技巧上需要更多的软性沟通，多展示进步的一面，对现存的问题多作说明。其实各国的新闻媒体都是以监督批评为主，比如最近的维基泄密事件，美国政府把这件事称为“外交界的9·11”，但是公众不理他，因为美国公众觉得我有知情权，新闻媒体的责任就是毫不留情的揭露，把真相呈给公众。

　　先天偏见？这个真没有

　　《侨报》：普利策新闻奖中有关中国的获奖作品，大多反映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些人认为其中充满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误解，你是否同意这一看法？如果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还不够深入、客观，你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黄：我不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有先天的偏见，美国所有的严肃新闻报道都是调查性的、批判性的，新闻的本意就是通过批评监督，促使社会进步。外国媒体对一个国家的报道，代表着外界对这个国家的认识，由于文化、观点的差异，有不同是很正常的，我不同意这是一种偏见。

　　陆：普利策奖有关美国的获奖作品，乃至美国媒介绝大部分的新闻报道，都是在反映社会问题。如果我们让外国记者在中国想怎么采访就怎么采访，报道就会越来越深入。

　　官方新闻奖缺公信力

　　《侨报》：何时才能出现两岸四地都认同的“中国普利策”？

　　黄：近年内还看不到。首先，两岸四地要在新闻价值、标准上达成共识。其次，这个奖不能是官方评定的，世界上所有有公信力的著名新闻奖项都不是官方评定的。再次，一个有分量的新闻奖，需要时间的考验，普利策历经93年才有今天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陆：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有对好新闻的相同定义。所以这个问题无法由媒介学者来回答。

　　《侨报》：近年来严肃新闻出现娱乐化的趋势，观众和读者对时政名人的隐私津津乐道，对其施政主张和社会影响反而不关心，请谈谈你对这一趋势的看法。

　　黄：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没时间深入阅读较长的新闻，新闻出现娱乐化、煽情化的趋势。随着媒介种类、资讯数量的增多，信息碎片化，对现代人来说娱乐化的资讯更容易获得。新闻煽情化的确是一个问题。

　　陆：这里说的严肃新闻娱乐化如果是指中国内地，那么也许可以说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新闻。

　　 记者心中要有诗

　　《侨报》：今年普利策获奖人工作坊的系列活动中，你记忆最深刻的一次问答是什么？

　　黄：Shai Oster（2007年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得主之一）提到国内记者的专业水平时，一位内地听众站起来为国内记者辩护，国内记者在有限的空间里，从未失去过新闻理想和对它的执着追求，两人的争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其实有时争论的对错并不重要，能看到观点的自由交锋，是我最高兴的事。

　　陆：Jerry Kammer（2006年普利策国内报道奖得主之一）说，做调查性报道是很艰苦的工作，所以记者心中要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