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眼中的中国形象

　　国如其人。外表有成熟之美，内在有智慧之魅，且不乏幽默，与这样的人结交，如沐春风。一个理想的大国形象也莫过如此。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经过了对GDP的一路猛追，今天的中国开始思索：我在世界眼中是什么样子？我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重视自己的国家形象。

　　11月4日，本报记者作为内地唯一受邀记者，参加第四届香港浸会大学普利策获奖人的工作坊活动。在活动中，记者与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些顶尖的国际新闻人，都认同中国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发展中大国。同时，他们也就国际媒体眼中的现有中国形象以及中国如何塑造更好的国家形象等问题，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本报记者 陈丽伟　发自香港

　　图编_殷立恒

　　中国“越来越开放”

　　 “中国的确是越来越开放了。我1999年到中国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买传真机。因为那时候对外国媒体是不开放的。每去一个地方采访，都要给有关部门发传真，来来往往要确认很多次。后来，我就山西非法采矿等事件的采访都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2008年，是中国真正向国际媒体开放的一年。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针对外国媒体的实质性限制都解除了，我感到中国政府的确是希望通过奥运会更全面地展示自己。后来的新疆事件发生时，外国记者采访可以得到当地外办的协助，那个阶段新疆的国内通讯有所限制，但是国际通讯是畅通的。”作为《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Shai Oster，以撰写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环保问题而问鼎2007年度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在中国的十年间，Shai Oster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面向世界、更开放更友好的诚意。

　　 他的看法在另一位“普利策”那里得到了印证。

　　 迄今为止，刘香成仍然是唯一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华裔摄影家。什么是大国的范儿，对他来说，更有感触。1990年，刘香成用镜头记录了前苏联的崩溃，获得当年的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2010年，他又用镜头记录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上海面孔”——上海世博盛况。

　　 刘香成1951年出生于香港，3岁时随母亲回到福州老家，10岁时重回香港。20岁时，刘香成赴美国读书，毕业后为《时代》周刊、美联社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

　　 刘香成还记得前苏联这个大国留给自己的最后“礼物”，1991年12月25日晚，时任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刘香成混入克里姆林宫，当戈尔巴乔夫说完“我将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时，把手里的讲稿猛地一扔，刘香成果断摁下快门的同时，也挨了克格勃一记重拳。“但是没关系，我拍下了我想要的——连塔斯社都没有的镜头。”第二天，全球各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这张“戈尔巴乔夫扔稿子”的照片。这一记拳头下，不仅成就了刘香成的职业荣誉，还有一个大国的终结。

　　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上千名摄影家、摄影爱好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刘香成策划的“升华梦想——上海肖像”摄影展中来。照片里，数百名学生、教师、公司职员及普通社区居民齐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外滩，与刘香成面对面，一起举起相机，互相拍下微笑的“上海肖像”。这张照片也成为上海世博会“魔方”馆的镇馆之宝。

　　 “中国不仅更富裕，而且更文明、开放。从奥运会到世博会，你会觉得这个国家是微笑着迎接你。”刘香成深有感触地说。显而易见，对媒体的开放程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成熟的重要标志。

　　香港官员“更幽默”

　　“Mark Fior先生（2010年普利策评论漫画奖得主）的漫画充满机智幽默，虽然他常常讽刺我的同僚和领导，但庆幸的是，我自己通常被描绘得比他们更年轻、英俊一些。我们绝不能低估新闻媒体所蕴含的幽默的力量，也不应该忘记时常地自我嘲弄一番。”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开幕式上，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说完开场白后，台下的笑声掌声混成一片。观众席里一位暨南大学的新闻学学者悄悄和记者说：“香港官员的确更有幽默感。”

　　相比之下，国内的官员、政府发言人更多的时候严肃有余，风趣不足。

　　记者曾与一位我驻洛杉矶领馆的官员交流，她坦陈：“对一些问题，我们的发言人是不能擅自决定如何答复外国记者的。但有些被允许的答复缺乏弹性和余地，发言人面对外国记者的提问，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而且很官方。对方很容易把你的国家看成生硬的形象，双方都很尴尬。而且国内有些语言，政治化语汇太多，翻译成英文，因为文化差异使外国民众所无法理解接受。”

　　参加了此次普利策获奖人工作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包建女也认为，“在语言翻译中，有些东西的确无法原汁原味传递。比如我们常说的‘不折腾’，这个词出现后，在翻译界引起了一阵小风波，现在很多人只好采用音译的办法。”

　　包建女还指出：“国内舆论环境缺乏自嘲的勇气，有时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就像我们很多国内年轻读者，非常容易被一些批评性报道所激怒。我接触很多外国媒体的驻华记者，他们都表示，批评性报道是新闻业的常态，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并非针对中国有偏见，更谈不上什么故意‘辱华’。”

　　开幕式间隙，唐英年告诉记者：“香港最大的力量是维持一个自由的、不受影响的媒体。这也是我们立法中最为原则性的一条，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核心价值观。当然，我们也要尝试站在别人观点上来想问题，鼓励对话。有时我们也需要勇气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观点。”

　　记者连线了身在美国的美国华裔选民协会主席王维华。他告诉记者，官员的言行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温总理回答记者提问又诚恳又幽默，现在很多美国媒体都把他作为模范，希望美国的官员能学学他呢。”

　　媒体重视“讲故事”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他们一样青春、热情。只是过去的年轻人更关注国家未来的命运。”1989年，已经以南非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的Jim Hougland，作为首席特派员第一次进入中国采访，如今他已是《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记者询问他，撰写回忆录时，中国这段经历将占怎样的篇幅，他想了想，笑着说暂时保密，并祝记者好运。但他告诉记者，他注意到中国媒体报道越来越重视“讲故事”，以普通人的遭遇折射时代，而不是过去那样都是“坚硬的新闻”。

　　十年间，一直感受着中国的朝气蓬勃与变化的还有Shai Oster ，“我的汉语是初到中国，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学的。”十年间，随着Shai Oster的汉语一起进步的，是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开放程度，只是他还没意识到，这种改变最终成就了他的“普利策”之梦。

　　“在此之前，我们的报道只能是关注中南海红墙里的事，侧重政治，国家层面的。随着这种开放，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广泛的中国社会阶层，我们的重点逐渐开始向老百姓转移，更多地去浏览网页。比如报道三峡移民，报道曾在广东给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当然，我也明显感到中国人和西方国家民众的不同，比如，西方民众如果遇到不公会抗议示威，而我们见到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可以救他们一命，或者解决问题。”

　　2007年，Oster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环保、发展中社会公平问题的报道，报道中对患病孩子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发展过程中潜伏的那种不安的气息，打动了读者，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与此同时，刘香成已经从一个驻华记者转身成为成功的传媒商人。他回忆说：“我的镜头最关注那些中国的普通人，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对未来开始有种不确定感，但又充满憧憬。”刘香成成为第一个关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普通人的外籍摄影师。有人统计过，1976年－1983年，世界各大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超过一半出自刘香成之手。那个年代，中国带着疑虑上路，对于未来，人们还没有确定的把握，但人们坚信必须改变——刘香成的照片充分反映了这种带着美好期待和祝福的心态。

　　时任明镜杂志北京分社社长的帝奇亚诺坦·尚尼这样评价刘香成的摄影：“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1988年以记录一位农村艾滋病患者的生死历程而获得当年普利策专题写作奖的著名记者Jacqui Banaszynski告诉记者：“对普通人的关注是新闻人不可回避的职责，最打动读者的，永远是那些普通人的真实经历和感受。给读者一个真实的故事，比什么豪言壮语都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