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作出修改，意在对相互串通、恶意囤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以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作为惩处重点，加大了处罚力度。

　　越来越显著的通胀已经成为政策当局最头疼的事情，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稳定物价16项措施，包含打击投机和可能实施临时价格干预，要求地方政府的一把手负责“米菜”的价格稳定。这也鼓励地方政府先于中央，开始逐渐实施价格管制和冻结政策，例如海南对水泥实施价格干预，福建对一些农产品实行“指导价”。

　　通过行政手段来打击哄抬价格，甚至修改法律规定与之配合，会有一些成效，但更多是在心理威慑层面，并不能取得长期效果。民众的恐慌性囤积造成物价上升，也不是因为听信了谣言。相反，它们恰恰是错误的政策背景“创造”出来的。如果不了解此轮通胀背后的全景式故事，那么遏制通胀的方法自然会有所偏颇。

　　此轮通胀源于2008年—2009年以来的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原本它可以变成一种自然的经济调整，政府不需要帮助企业，可以动用财政力量来保持失业民众度过难关。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蛊惑下，中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拯救。在经济回暖需要评估拯救成本的时候，又认为“经济复苏还不稳固”。在2009年，即使那些担忧未来会有通胀问题的经济学家，认为“不要着急，通胀不会那么快就到来”，因为中国存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下是没有通胀的，发的货币将会被过剩的产能所吸收，但他们错了。

　　产能过剩下的通胀发生学，首先是不存在某种要素的无限供应能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和劳动力因为在低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着无限的供应能力，所以，那时候通胀（刺激需求）总可以通过要素解放（增加供应）来“熨平”。但现在这个条件不具备了，劳动力会越稀缺越贵。其次，货币不是均匀流入市场，社会的可供投资的真实储蓄是有限的，同时货币注入是有权力层级的。真实储蓄（储蓄对应的实物价值）是投资的来源，央行发行的新增货币并没有改变真实储蓄的稀缺性，只不过是改变了分配方式，这跟发行假币抢走了更多的东西没什么区别。

　　有些政府热衷的产业或者上游产业(石化、地产、钢铁)本身就更容易获得信贷，它们在经济刺激下更容易扩张，抢占其他行业的资源（例如劳动力），从而造成其他行业在拯救期的萎缩，这跟蛋糕比例划分一样。当下游（例如农业部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就可以提价，泛滥的货币变成全面的通胀由此形成。不过这时候，上游是产能过剩的，下游则逐渐萎缩。

　　正确的方式应当是控制货币、减税以及鼓励民间的经济自由，但政府会认为危机时开工的项目必须要继续投下去，否则就造成明显坏账。可以想见，政府可能考虑慢慢收缩货币，但还是想通过威吓甚至深度管制的方式来阻止物价。所以，中国的通胀问题并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它可能要伴随很长时间。事实上，目前的亚洲地缘政治局势以及欧洲的债务危机因素使得政策当局有“外部世界需求重新消失”的通缩幻想，这阻碍了央行加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