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

　　把“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同“社会治理能力”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极有必要；把此项研究提到更加迫切和重要位置上来，极有必要。

　　一、 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治理。

　　一般的说，“国家安全”有对外和对内两个侧面，而对内这个侧面，则同“社会治理”密不可分。无论古今中外，“兴衰”同“治乱”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永恒主题。“兴衰”就是“国家安危”，“治乱”就是“社会治理”。

　　进入21世纪，中国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这样全新的社会大变动，“国家安全”同“社会治理”的关系又突出地提到面前。一方面，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种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大量涌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二者密不可分、前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大问题。

　　“社会治理”状况如何，究竟是良性的、中性的还是恶性的，对国家安全影响极大。某些地方之所以发生恶性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相当长时期处于恶性状态的集中暴露。

　　“社会治理”乃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功”、真正的“基本功”。

　　二、新世纪、新阶段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对于“社会治理”，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努力建设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既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和总体要求。能否达成此项任务，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执政能力特别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总体而言，顶多不过是刚刚破题，若干方面也许还根本没有破题。

　　三、“人的流动”规模巨大，社会治理问题纷繁复杂。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正在迅猛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改革远未定型。由此而来的“社会治理”问题纷繁复杂、变化多端、成千成万，其触及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切身利益和心理状态程度之深，均非始料所及；而我们各方面工作、队伍准备，亦远不能适应。我们只能以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来做好这件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13亿人口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正在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境内外大规模地流动。这种“人的流动”，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开辟的广阔空间中，由于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大量原属“公”字号单位管理的“单位人”，脱离原工作单位（含村镇）变成“社会人”。如此巨大规模的“人的流动”，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不曾有过，堪称“史无前例”、“举世无双”。

　　这样的“人的流动”，是中国在新时期真正活跃起来的一个突出表征，并进一步催生着新的活力和动力。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人的流动”，又必然带来种种矛盾、种种不协调、种种失衡失范，以致种种阴暗东西沉渣泛起。这正是今天“社会治理”工作变得异常艰巨的原因所在。

　　四、 重建社会治理模式是一项大战略、大工程。

　　在“人的流动”问题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历过重大转折。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曾郑重宣告：“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从那时起直到“文革”前，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口都被组织在“公”字号的“各种组织”当中。这项大战略本身既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治理工程，对于国家安全和稳定曾起到重大保障作用。另一方面，这样的“组织起来”，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走向反面，束缚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别的且不论，只就农民来说——8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中国没有出路！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废除，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学生出国留学等。“人的流动”成为当代中国一个重大现象。也许可以这样粗略估计：今天全中国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在“公”字号的“各种组织里”，三分之二的人在此之外。其中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从事“灰色职业”的人群等。

　　广大的“人流”，加上活跃的“金流”、“物流”、“信息流”和“意识（思潮）流”，这“五流”在“四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在“三交织”即境外因素和境内因素相交织、网上动向和网下动向相交织、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交织的复杂态势下，愈益活跃起来。这“五、四、三”是一个大趋势，影响及于当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

　　深刻的历史转折对传统的“人口管理模式”，以至对整个“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保护和发扬由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活力，又“安定有序”、“各得其所”？怎样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社会安全架构，从而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良好“社会治理”？这是一项大战略、大工程。

　　五、 把握时机，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我们正在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民生建设。这对于我们有系统地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正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牵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心思的问题，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上学看病、利税调节、交通运输、社会治安、打击犯罪以及社区建设、网络安全、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等，都同“社会治理”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最大规模的民生建设进程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一定会暴露得更加充分，“社会治理”的好办法、好经验也会层出不穷。对于有系统地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来说，当前确是一个极好时机！

　　目前，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我国在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条件下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变化，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和社会治理问题，既缺少精神准备，也缺少知识和本领准备。此时此刻，需要把理论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联系当前和未来中长期“国家安全战略和社会治理”问题的实际，作出更系统、更有针对性和更有分量的调查、研究和引导。

　　总之，面对今日天下大势，面对世界范围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国际大局重大变动，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关节，我们国家当有以善处，首先是善处自己。而善处自己的根本立足点之一，就是进一步练好社会治理这项真正的“内功”。

　　（作者系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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