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拥有60多年历史的三洋品牌将从全球家电市场消失。

　　10月29日，松下电器公布了与三洋电机和松下电工之间的业务及机构重组项目的进展情况，松下电器社长大坪文雄表示，产品品牌将于2012年4月统一采用“Panasonic（松下）”，“SANYO（三洋）”品牌将阶段性地削减生产。三洋品牌的消亡不只是代表了企业自身的没落，也预示着日本白色家电整体的衰退。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曾经风光一时的许多日本大企业日渐式微。2009年，索尼、松下出现了赤字，本田汽车收益巨减。

　　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曾经创造了无数神话，四位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京瓷）、盛田昭夫(索尼)、松下幸之助(松下电器)、本田宗一郎(本田汽车)令世界刮目相看，曾是无数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导师，但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日本企业如今似乎集体进入了休眠期。

　　质量神话成幻影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评出2010年企业最重大失误排行榜， BP因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就是丰田汽车召回事件。

　　日本汽车巨头丰田一直在消费者中享有安全和高质量的美誉，但今年因脚踏板失灵隐患引起的大规模召回事件对其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打击。10月份，丰田又宣布因刹车失灵隐患再次召回74万辆汽车。

　　无独有偶，10月25日，本田汽车宣布，因制动主泵制动液泄漏问题，将在全球召回52.8万辆汽车。10月28日，日产汽车宣布，因汽车内部点火继电器存在安全隐患，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214万辆汽车。据以上数据统计，日系汽车三巨头10月底短短一周内召回汽车的总规模超过400万辆。

　　丰田总裁丰田章男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外界鞠躬致歉，称丰田公司正竭尽全力改善企业质量控制机制。

　　一向注重质量的日本企业怎么了？

　　日本现在失去了目标，战后那种克勤克俭的精神渐渐消失了。在稻盛和夫看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丰田、本田、松下等都是从小企业开始做起的，企业家、公司员工都要靠拼命去找工作、找市场才能存活下来，因此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拼命精神取得了战后的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开始渐渐失去了活力。“日本的所有大企业都开始官僚化，开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稻盛和夫如此解释。

　　“低利润体质”与集体内斗

　　近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了一项报告指出，日本企业普遍是“低利润体质”，因为它们的大量能量被消耗在“国内预选”上。

　　例如，今年被称为“3D”元年，日本几乎所有电视厂家都纷纷大力推出新产品：从高清到超高清，从戴眼镜看3D到裸眼3D，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据统计，今年4月至9月日本超薄3D电视销售量为13.1万台，仅占超薄电视销售总量的1.34%，而价格却不断走低。

　　在日本，一个行业往往有好几个龙头企业，比如家电行业，就有索尼、夏普、东芝，松下等；在铁路行业，有日立、川崎重工、日本车辆制造、东急车辆等。而在北美、欧洲、亚洲等其他市场上，一般某一产业的龙头企业只有一两家。

　　除了很多精力花在“内斗”上，导致日本企业利润率低的另一原因是，其产品开发周期较长，导致日本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屡屡丧失良机。

　　索尼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日资企业严格遵守统一而标准的产品设计开发流程。产品从设计到量产期间包含很多次的试验、检讨、评价等，每个流程都有确认会议，只有确认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流程。因此，一个产品即使评价流程很顺利，其开发周期也会比竞争对手长。“尽管这样出来的日本制造在品质上是非常有保障的，但是，3-5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冗长批复周期，使得日本制造在家电行业的竞争中相当被动。”这位经销商感慨地说。

　　日本经济产业省也意识到症结所在，日本“2010产业结构蓝图”中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提升日本产业竞争力。他们认为，以往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上通过良性的相互竞争，不断向市场提供高端的技术和高品质的产品，由此练就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良好收益。但是，随着企业竞争的主战场从日本国内市场转移到新兴市场，投资规模和速度已经日益成为左右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砝码。因此，日本企业在国内的“消耗战”，就往往成为其进军新形势下海外市场的绊脚石，希望日本企业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加大海外出口的份额。

　　“老人天下”

　　“我以这辈子能够服务这家企业为骄傲。”这样经典的话语是日本员工在退休时最引以为豪的。

　　众所周知，日本企业文化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强调员工对公司的终身忠诚，公司对员工的终身雇用。在日本公司中，员工的忠诚与否以及忠诚程度是公司绩效评价的首要标准。同时，日本公司也实行或明或暗的终身雇用制度，宁降薪，不裁员。与终身雇用制度相关的是日本公司的年功序列制度，两相结合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忠诚的 “松下人”、“索尼人”、“丰田人”。

　　与“老人”相比，年轻人在日本企业生存压力很重。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日本企业解雇的最多的员工是临时工和合同工，这些临时工和合同工大多来自于农村和刚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新鲜人。

　　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小王告诉记者，他进入企业第一年的津贴标准为每月68000日元（约合5425元人民币）左右，而日本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平均每月13万日元左右。“像我们这些人往往只是被临时雇用，一旦企业业绩下降，就会被解雇。而且在日本企业讲究集体主义和严格的等级观念，新人就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已。”

　　新人难获重用，而“老人”却越来越老。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政府统计的数字，1995年日本1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700万，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下滑到5200万，接近二战末期的水平。

　　日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其经济的萎靡正在因人口结构的失衡而日渐加剧。过度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人能力的发挥，进而影响了公司的创新与活力。如果日本不积极应对，那么其经济下滑趋势将难以控制。也许正如一位名叫森佑治的日本专栏作家所说，日本企业必须重新审视“选择与集中”的发展战略问题，即便通过资本的驱动“嫁接”出“恐龙型”企业集团，也无法掩饰其虚弱体质，无法避免 “昙花一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