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

　　今年早些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这样一来，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党的成员，其中我的祖父周谷城是该党创始人邓演达先生的早年追随者之一，他后来也曾经长期担任农工民主党的领袖。

　　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曾经听祖父说起一个“维持原状”的故事。那是1930年，邓演达先生以其个人威望和感知力动员了东南几省的军事将领脱离蒋介石政权，打算按照三民主义的原则组建新的地方政府。当时，邓演达先生曾经召集了章伯钧和我祖父等人商议起事之后如何管理这个新的政权。我的祖父回答“一切维持原状”。当时其他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好不容易革命起事，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应该大刀阔斧继续革命，革除种种弊端，让一切秩序焕然一新。只有邓演达先生以会心的微笑答复道“你说得对”。许多年以后，毛主席曾经在上海西郊问起祖父与邓演达关系，听到了这个故事后，主席慨然长叹：“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祖父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他当时主张“一切维持原状”，也从来没有详细解释过邓演达先生的会心微笑和主席的慨然长叹。他从来就不主张我学习历史和政治，认为那些东西都“不易搞得饭吃”。他鼓励我去学一门手艺，多赚些钱，养活自己和一家人。这些年来，我浸泡在资本市场的涨跌浪潮中起起伏伏，转眼年近40，虽然事业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我的最大收获和体会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地虚度人生，然后等着自取其辱的那一次致命失误。我见过太多的投机取巧的聪明人，自称发明了 一个新的模型，先是轻松赚取一系列小的收益，最后却不可避免地输掉最重要的投资，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最后毁在聪明的模型上呢？

　　我现在也慢慢理解了为什么我的祖父总是不肯出手帮助我找一个好工作，而宁可看着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卖自行车零件。我现在也懂了为什么他总是拒绝享受更高的生活待遇，坚持在卸任以后把国家分配给他的别墅交还给政府。他内心一定有一个向往民主中国的热烈而纯真的理想，据我的祖母说，祖父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还是自费去的。相比今天动辄公费出国考察的庞大团队，他比大多数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官员要廉洁得多。

　　我最近看到一系列有关国内官场腐败的案件被中纪委查办，我想起巴菲特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厨房见到一只蟑螂，那说明那里不止有一只”，老百姓似乎有理由猜想可能有更多的贪官污吏尚未被查获，我也颇为倾向于这样一种更具广泛群众基础的猜想，那就是：比之已经查获的案件而言，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更多数量的不违法的致富群体或多或少地是因为其与公权部门的特殊关系而赚取了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

　　但是我想，无论我们今天多么迫切需要消灭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并消除民众对日益膨胀的贪腐案件涉案数量和金额的愤怒，我们并不比80年前我的祖父提出“一切维持原状”主张时的中国更迫切需要变革，也更缺乏理由让普通民众承担变革的代价。西方人说“两个错误不能使一个事情正确起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任何一次制度变革都要承受巨大的冲击成本和不确定性。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真正落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呢？在资本市场上，无论多么简单的方法，只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和贪婪，严格执行预先制定的交易策略和善后纪律，就能够成为风险控制的有效手段。把现有体制机制的潜力激活，使执政党变得更加廉洁高效，那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改革，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克服贪婪和恐惧，严格执行预先设定的纪律。

　　我这样理解并展望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保持高尚和廉洁，用严格的道德品质要求自己，真心实意地为普通人民服务，我们不仅会赢得领导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也会同时创造一种舆论监督的氛围，会使得普通人民对执政党产生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这种来自民间的口碑和舆论的思想影响力在中国社会中是极其顽固而强大的。自古以来，“声音之道，与政相通”，一首儿歌，一句打油诗都可能产生巨大的舆论影响力，正是这种影响力会形成一种对执政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其加强党内的廉政建设，改善对人民的服务。共产党善于体会人民的疾苦，乐意听取群众的意见，而这些民心民意最终会体现为共产党自身的纪律建设，事实反复证明，来自党内的监督往往是对中共最有效的监督。

　　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来我家拜访祖父的中共高官无比钦佩祖父的朴素生活状态，我乐意让这样的朴素生活在我家继续维持原状。对于那些把政治体制改革当饭吃的人来说，我说的这些都是外行话，但是我肯定地说，这些是我诚实的真心话。也许中国从来不缺乏好的规章制度，缺乏的是实施和落实的机制。好吧，来吧！我们应该有坚如磐石的勇气用我们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来让老百姓享受稳定的生活。这种勇气来自于我们的诚实和正直。那些讨论着更聪明更有效的体制的人，也许忽略了“政者，正也”的先哲教诲，那就是“政治的基础是正直的品格，而不是聪明的制度”。

　　明年11月29日是邓演达先生遇难80周年的纪念日，1931年8月17日，他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旋即被解往南京。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软化他。但邓演达先生以“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严词拒绝了。同年，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我相信“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是邓演达先生留给我们的政治遗嘱，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我们要继续追随邓演达先生的理想，为了一个完全解放和彻底独立的、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和制度民主的新中国而恪守高尚和正直。

　　作者为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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