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波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32年的高速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和成功转型；那么这次的中国大转型将是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根本大转型，更是中国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法制生态实现“大转型”的宝贵历史机遇

　　“转型”是创新发展的必须，“转型”是再次超越的前提。

　　1978年，中国开始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此走上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30年间，GDP持续增长年均超过9.2%，2009年经济总量超过4.9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人均超过3700美元。今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功崛起于世界经济的大国之林。

　　然而，2008年的世纪金融大海啸给全球经济敲响了警钟，世界经济要彻底摆脱衰退或通缩的阴霾，迎来真正复苏的曙光，必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价值链结构性重整和经济大转型，必须重建全球创造价值的经济动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世界供应链的超级工厂，也迎来了产业与经济“大转型”的重大挑战和历史机遇。这也正是蒯辙教授的新书《中国大转型》一书中所要揭示、应对与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日益的崛起，已凸显了中国在G2结构中全球稳定的价值定位与经济动力，中国又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就在美欧迷茫于“二次衰退”的忧虑之中，就在中国踌躇于“调控与稳增”的两难境地之时，作者发出了中国大转型的呐喊。

　　是的，中国已再次迎来了转型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历史机遇，为了实现新的经济腾飞和大中华的真正崛起，中国必须尽快转型，必须进行深层次和更全面的大改革与大转型。而这一次的“大转型”，还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还必须包括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新思维的转型、政治体制的转型、管理体制的转型与微观运作机制的转型等等。

　　现实的中国已面临太多的困难和挑战，经济的发展已暴露和发酵出很多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如：东西部经济落差的问题、城乡差别的问题、三农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以及基层民生和人权与尊严问题等等。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呼唤着政治改革的深入、阳光政务的畅行、高官问责的落实、社会事业的改革、基层民生的发展和法制精神的强健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修正社会发展的失衡与延续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与政治是共生的关系，其间有着内在、深层的必然联系。富士康12连跳的悲剧，不仅昭示了时代的人权与尊严，也昭示了产业升级与经济大转型的必须，更加昭示了阳光政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大国的崛起不仅需要累积经济发展的实力，更需要树立道德的力量和建立完善的政治与法制高地，让经济、权利和法制在阳光下运行。

　　蒯辙教授的新著《中国大转型》可谓距《崩溃边缘》之后的又一力作和时代新语，书中系统收录了蒯辙教授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他深入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所累积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瓶径，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大转型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提出了转型的思路和方向。

　　后金融危机时代已经来临，随着全球产业与经济结构的重整，西方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作为世界大工厂的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市场已遭遇挑战和瓶颈，中国必须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破茧而出。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32年的高速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和成功转型；那么这次的中国大转型将是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根本大转型，更是中国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法制生态实现“大转型”的宝贵历史机遇。

　　未来5年，将是中国抢抓机遇实现“大转型”的关键5年，中国不仅要加快实现产业配置格局由低端、高耗、污染向高新、节能、环保型产业的转型，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投资拉动为主向扩大内需消费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战略转型。不仅要实现长期唯GDP量向更加注重GDP质的转型，还要实现“梯度”型经济增长向“兼容”型经济增长的转型。不仅要实现国富带动民富的“藏富于民与分享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转型，更要实现经济、社会、民生同步、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所有这些都是蒯辙教授多年来积极撰文呼号的。

　　新一轮中国大转型的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

　　（《中国大转型》，蒯辙著，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