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刚刚推行不久，便招致了怀疑和批评的浪潮。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将对该问题的讨论简单地引入到所谓的“阴谋论”中去，即美国是通过拖垮别国经济来转嫁国内矛盾。

　　一个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量化宽松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对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量化宽松政策只是一种货币政策，如同利率目标一样，它也需要“资产交换”，只不过它的“专用工具”与传统的政策工具有所不同，但其作用方式和传统政策是“大致相同”的。我们看到，在这一轮危机当中，美国经济正经历着一个“脱媒“的过程，金融中介机构的货币供给功能正在减弱，由于经济不景气，投资者信心指数下降，多数银行面临的不再是可贷资金不足，而是贷款发放不出去的困窘。量化宽松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希望部分地替代金融中介的功能，通过增加市场流动性，防止经济的过度衰退。当然，在美国公共债务高企的情况下，量化宽松政策对于消化其债务负担也是有帮助的。与此同时，无论有意与否，美元的持续贬值可能为美国的出口商带来额外的刺激，而这与奥巴马所提出的出口翻番政策是一致的。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量化宽松政策几乎是它目前能够采取的唯一措施。

　　此轮量化宽松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压低长期利率，推动通胀率回升至“大约或略低于2%”的水平。但从政策推行至今的效果来看，似乎不太理想。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上升0.6%，这是自1957年开始编制该数据系列以来最低的通胀率。这充分凸显出美国经济中高度的产能闲置，包括其高达9.6%的失业率正继续对物价形成下行的压力，并造成通胀进一步走低，甚至滑入通缩的风险。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忧，联储的决策者们更不可能修订其6000亿美元资产的购买目标。

　　与美国的CPI数据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通胀数据正释放出危险的信号。10月份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4%，韩国上涨4.1%，均远高于政府锁定的通胀目标。其它金砖国家的通胀状况则更令人担忧：印度8.6%，俄罗斯7.5%，巴西5.2%。其它新兴国家中，乌克兰10%，委内瑞拉25%。超发的美元无法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指数，便必然会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催生出新的泡沫，在这一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便显得颇具吸引力。以中国为例，今年以来，除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所推动的食品价格上涨外，房地产市场也正成为海外资金的聚集地。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0月当月FDI金额为76.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6%，为连续第15个月保持增长；前10月FDI累计金额820.03亿美元，同比增长15.71%；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前10月房地产领域FDI累计增幅已猛增至48.04%。

　　通胀和潜在的资产泡沫正威胁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如何避免成为世界下一个泡沫的诞生地？各国都在积极地采取措施。中国继上月央行加息之后，温总理在近期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度研究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的政策措施，并首次提出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于通胀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担忧。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加息似乎是当前最有效的办法，但各国政府均不敢通过大幅加息来缓和通胀压力，他们担心此举将会抬升本国资产的收益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热钱进入，使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加速本币升值，化解热钱流入的升值预期，但多数国家也担心这会损害本国的出口利益。但从中国今年的出口情况看，我们尚未发现升值对出口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从长期来看，稳步的升值或许更能与日益上升的生产率水平相匹配。

　　政策及其效果的不统一折射出了各国经济复苏程度的不一致，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复苏步伐不一致所产生的矛盾。宏观政策应如何选择，正考验着决策部门的智慧。任何选择都有成本和风险，在新兴市场的通胀与资产泡沫日益成为经济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多管齐下，配合加息与升值，采取临时性资本管制措施，这或许是当下更为现实的一种考虑。中国的资本项目尚不开放，我们可以在现有框架下采取临时性的资本管制，增加短期资本交易的成本。当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汇率调整提供一个平稳的市场与经济环境，同时控制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带给我们的泡沫风险。未来，一旦汇率大幅调整或市场相对稳定，则应重新加速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围绕量化宽松政策的诸多问题，本报本期特别刊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的文章，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75期。（周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