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 叶一剑

　　 刘兆玄先生祖籍湖南衡阳，194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从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学深造，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71年返回台湾。其后经历丰富，在教职方面曾任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长，并于2000年出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而在其从政经历中，曾任台湾交通部部长，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院长。

　　 刘兆玄的丰富阅历及对近年来台湾政经大事的直接参与，使其成为台湾近年来经济变迁的重要见证者。在其任台湾交通部部长期间，曾经参与制定了台湾“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规划。此后，在2008年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第二年就提出推动台湾六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包括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医疗照护、观光旅游、精致农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六大新兴产业。这成为当下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抓手。

　　 2010年1月，刘兆玄出任台湾文化总会会长，目前致力于包括两岸文化交流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

　　 两岸经济发展过程异同

　　 《21世纪》：考察台湾三十年经济转型历程的重要目的是，希望为大陆正在经历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提供借鉴，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领域，因为过去三十年台湾经济所经历的，这两个地区可能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

　　 刘兆玄：台湾跟大陆比起来，经济发展的过程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尽管大家认为大陆近些年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参考了台湾的发展模式。

　　 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完全相同。台湾没有像大陆那样大规模的国营企业，基本是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但是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同样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政府不是自己办产业，而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推动相关研究发展，着力于布建或者铺陈一个能够从研发技术转化成产业所需机制的培养上。

　　 《21世纪》：还有没有其它方面具有可比性？

　　 刘兆玄：从更宏观、更根本的角度看，产业兴起最重要的地方是人才。台湾的经验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劳力密集产业的时候，推行了九年的义务国民教育，这些人从学校出来后变成最重要的劳力来源，特点是质优、量大，工资相对较低。那时候，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三个条件的产业，在国际上就很有竞争力。

　　 但是，因为此前政府每年都花很大一笔资金投资在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人才毕业出来，在当时用得不是很好，这就是引起留学潮。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此时台湾的产业不进行升级转型的话，这批人可能就流失了。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台湾的劳力密集产业正好面临转型压力：工资高了，社会上对环保要求高了，没有办法延续以前的发展模式了，而当这些企业提出产业升级的时候，发现台湾的人力资源：归国学人加上大学毕业生，也呈现这些特点：质优，量多，相对薪资低。于是，产业发展顺势升级。

　　 所以，如果从人力的观点考察台湾产业升级的过程，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过程。所谓台湾创造的经济奇迹，从人力的观点来看，再清楚不过了。

　　 大陆近些年也有相似之处，有不少海归人才。但是有一个差异，台湾当时布置环境，让海外归来的人不是来跟境内人才竞争工作，而是创造新的工作。2002年和2003年我去大陆时，刚开始有海归派，我就提出这个观点，假设这些人回来跟国内抢朋友工作的话，那你这个政策就有问题了。你要给他机会让他来创造工作，台湾的经验是搞园区，政府给他们提供土地，全部让他们自己来搞。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大陆占优势的：台湾的劳力密集产业不具竞争力时，只好外移，是移出去，而大陆是移进去，往内地转移。所以这个过程看起来，我相信台湾的经验对大陆有某种程度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是照着这个方式在推，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值得好好研究。

　　 寄望六大新兴产业

　　 《21世纪》：去年您还在行政院的时候，提出来发展六大产业，比起过去，包括现在很多官员还在回忆李国鼎时代政府多么成功地推动产业发展，您觉得那种模式现在还能再复制吗？

　　 刘兆玄：要调整。那时没有那么强势的民意机构，所谓民意机构，就是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团体，他们的意见都会有代表，都会发声音。对于一个事情，不是任何人讲了算，要经历冗长的程序去讨论和修正。在李国鼎那个时代，大家说他的政策英明，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的决策方向正确，做得快。而现在即使方向正确，也可能会拖到让它方向不正确为止。

　　 当然，也不是说哪种方法就一定好，现在要发展新的产业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推动。当时为什么要推这六大产业，一方面是，以ICT产业为例，这个产业固然很强，但是也能看到它的脆弱面。另外，整个台湾经济太依赖外销，在外销当中又常常太依赖一类的产品，它占的比例太大。当然，从好的地方讲，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你想要在世界上排第一、第二，必须得集中，这个其实是正确的做法，对台湾经济而言，只能择优做好。

　　 《21世纪》：您刚才讲要用不同的方法，那现在要推进六大产业的话，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比如医疗照护产业，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仅仅是台湾本土市场的话很难发展的，还是要做全球市场，至少要做亚洲市场。但这就涉及到服务业的开放问题。

　　 刘兆玄：这些产业不能用做PC的观点来看。看这个问题，有一半是产业，还有一半是社会福利。它并非完全是一个赚钱导向的问题，一个社会进入到高龄社会时，就必须考虑这些东西。

　　 其中服务自己的目的就占了一半，就得去研究健保体系。台湾的健保确实是世界上非常好的制度，但是你要维持财政不破产的话，还是要想出革新做法。未来很大一部分需求，也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来自于老年人，人越活越长，如果预防医学做得好，照顾得好的话，直接医疗的支出就会减少，根据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推动医疗照护未必会大量增加整体支出。所以要好好设计最先进的科技如云端运算等，这些统统都可以拿来支持远距离的看护和医疗，只有小小的示范区是不够的。

　　 现在台湾在做的，一个是财务上健保制度，这是内部的服务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要怎么跟国际保险制度接轨，因为医疗照护是一个国际市场。

　　 《21世纪》：过去台湾ICT产业确实是利用了大量的科技人才，而且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培养。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没看到围绕这六大产业，台湾在教育和研发方面有什么优势。而且，原有的产业太大，这就使得更多的资金、人才都投入到了这些产业中，市场会形成排斥效应，这个社会尊崇这个行业的人才。这会不会使得新的产业很难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的关注？

　　 刘兆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一些非常专业而且技术性很强的产业中，需要大量专业的人才投入，而且你讲的那种现象也很显著。但是对于服务业这样的东西，它需要的常常是通才，是具有很好通识的人。通识好的人才，针对的不是一个特定职业训练，而是培养他具有某些基本底蕴。当他进到每个行业，开始看起来不是量身定做的，但是后来的发展很好，许多新的产业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人才。

　　 事实上，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慢慢地发展到某种成熟度，或复杂度的时候，越来越需要的是好的通才。台湾在这段时间中应该有更多的一般大学做好通才教育，让某几所研究型大学全力去做高深研究。

　　 刘兆玄先生访谈（下）将于近期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