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控制物价是近期最热的话题。

　　控制物价需要“组合拳”，市场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意味着控制物价的决心。一般来说，市场手段是优选，行政手段是备选，是不得已而为之。10月份后，价格确实有点失控，统计局的数字和老百姓的感受都是如此，动用行政手段限价也成为一种期待。但市场手段并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都用到了，也没有用足，还没有到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的地步。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次抑制通胀相比，虽不用加息到12%这样一个水平，但当前2.5%的利率显然不够，市场手段还有很大空间。

　　价格信号有时就是这样让人“又爱又恨”。高了，居民叫苦不迭，但同时引导着资源流入，增加供应；低了，居民情绪稳定，却挫伤了供应的热情。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低物价总是与短缺相伴而行。一个近期的例子就是，兰州限价牛肉面，到底也没限住。而一个远点的例子，著名的尼克松“油价管制”，管制期内加油站前总是排着长队，甚至衍生了偷油现象，管制结束后则是价格迅速反弹。因此，实证经济学者常说，价格管制的经验就是不要价格管制。

　　稍早前，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对“人民币超发43万亿”予以反驳，认为用存量指标M2减去流量指标GDP是错误的。超发是不是43万亿可能值得商榷，但超发这一事实大概是不能否认的，近2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而M2的年增长量则接近20%。是否超发，一目了然。只是因为在这期间，大量的资源（比如土地）市场化，有效中和了货币超发。而过去两年的超发实在有点过猛，导致货币泛滥，先是推高资产价格，进而推高生产生活资料价格。按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观点，在涨价的背后，是货币这只老虎在作祟。

　　因此，勒住涨价的缰绳，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定下的基调：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当前来看，就是在供求方面想办法，一方面，通过国家抛储、降低流通成本等办法，保证市场供应；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对低收入群体予以保障。长远而言，则需要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如何将这只老虎请进笼中，如果M2增速不减，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就相当于一边向池子注水一边放水。同时，贷款指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都是商业银行和央行的互动，虽然能够冻结动辄数千亿的资金，但效果还是间接的，只有加息，是商业银行与市场微观主体之间的互动，直接提高利息成本，老虎才能回到笼子里。

　　当前的战通胀，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自然需要用力，但主角仍需是央行。股市一个月内急涨500多点，又在几天内急跌300多点，游资也好、热钱也罢，折腾完这个市场再折腾那个市场，发改委等部门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驱赶”，而央行的货币工具才能使其“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因此，必要时干预价格，就像核武器，不能说不用，也不能说想用就用，除非是恶意囤积，否则还是轻易不要动用行政手段限价，因为在打击投机的同时，也会误伤供应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