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票者，由“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衍生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也。

　　为了保证粮食的基本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13亿快14亿人的口粮，18亿亩耕地是万万不可再少的，于是中央对建设用地控制很严格。而如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以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速度急剧扩张，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中央给的那点儿指标根本就不够吃，怎么办？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增减平衡”的手段，也就是说，城市要用地啊，好啊，这样，你去找一个地方开荒，产生出新的耕地，能造多少，我就给你多少耕地变建设用地的指标。这个指标叫什么呢？嗯，就叫“地票”好了。

　　然而，鉴于开荒的环保限制，于是把宅基地复耕，农民集中居住成为了获取地票的最佳手段。

　　这样，在像重庆、成都这些试点地区，“地票”以及为了地票而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城市管理者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而得到大力宣传和推广。

　　宣传者说：地票有价，这些资金直接注入到农村地区，将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直接动力，让更多农民过上好日子。“要想想，一亩地十几万啊，100亩就是上千万，这些钱除了给农民盖新楼之外，还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甚至还可以分到每家每户，成为资本金。”听起来真不错。

　　然而有光的地方就有暗，有支持声自然也少不了反对者。“被上楼”成为反对者最常提起的话：农村有其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能照着城市建设集中居住小区。“晒谷怎么办？沤肥怎么办？养猪怎么办？屋前屋后怎么种菜？最后，离自家地那么远，天天开一趟公共汽车去田头？”也很有道理。

　　在我看来，地票的确是好东西，它能将城市建设中的一部分资金，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从而带动该地区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然而，“被上楼”给农民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需要正视的——毕竟钱只是一次性的，而后续影响，则是长远的。

　　那么该怎么办？

　　我认为，首先应该是加强对地票交易的管理，确保地票的真实性，复垦或者开垦了多少耕地，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要有后续跟踪和管理，避免造假。毕竟，这个造假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城市建设用地再转为耕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类，毕竟不能靠吃水泥为生。

　　其次，要研究如何减少上楼给农民带去的不利影响。例如利用地票带来的收益在离集中居住区较远的耕地搞规模农业，建设集体经济所有的养猪场、养鸡场，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让他们感受到变化。此外，还应该为集中居住区建设大型沼气池、文娱场所等良好的生活设施，让居住区城镇化。最后则是，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转户入城，成为城市居民。

　　在重庆，我也跑过不少农村，和不少农民摆过龙门阵，虽不敢保证听到的都是肺腑之言，但是也绝非电视镜头中的一脸谄笑。就我听到的而言，农民们不希望住高楼吗？不。不希望通水电气吗？不。不希望告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生活吗？不。

　　这些他们都愿意，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保障好他们的利益。

　　中国农民是质朴的，但也是现实的。所以，在实施一切“惠农措施”的时候，请务必做到保障农民的利益，保障地票的钱不会被挪用，保障盖的新房不是“豆腐渣”，保障集体经济不成为某几个人的“提款机”。

　　我相信，只要做到这些，地票这种方法，一定会给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带去欢笑和和谐。

　　（责任编辑：侯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