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钱理群通过书信和电话，与许多基层、第一线老师保持着联系，基层怀抱理想者的孤独，也激荡了他理想主义者的孤独。“教育的本质是理想主义的、是生命对生命的倾注，教师和学生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智识的共振和灵性的流动

　　苏娅

　　继《新语文读本》丛书、《地域文化读本》丛书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约请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共同主编的基础语文读本《诗歌读本》，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钱理群说：“我一直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的参与’的理想，编辑基础语文读本是为了实践这个教育理想。一直以来，我总有一个愿望，要把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给孩子，阅读是实现的重要途径，但现在的问题是，读书的人太少了，不光孩子不读，家长和老师也不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他们想读书的时候，提供一些基本读本。”谈论教育，钱理群思致深曲，用心沉郁。

　　这种“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的参与”的构想，是“伴随着深刻的怀疑主义的理想主义”。怀疑，来自对中国现代教育积弊日深的教育生态体认、观察和思考，是一种无奈的挣扎。多年以来，钱理群通过书信和电话，与许多基层、第一线老师保持着联系，基层怀抱理想者的孤独，也激荡了他理想主义者的孤独。“教育的本质是理想主义的、是生命对生命的倾注，教师和学生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智识的共振和灵性的流动，教育应当具备生命气象，教育的境界完全是一个生命的境界。”钱理群强调，“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还应当包括智识和理性的培养、生命伦理的构建。”

　　而编写读本，成了他和全国各地的教师们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通过编写书籍，钱理群与他们获得广泛、深入的交流。在理想和现实担当的深刻矛盾中，他试图寻找一条“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的道路，以缓解“生命的矛盾”，他说：“我现在就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能帮一个算一个，能做一点算一点。”

　　这次，“‘让诗歌伴随一生’的编辑理念一提出，同伴们都觉得兴奋，人一生都需要诗歌，或许是一个想象，诗歌是‘最富精神性’的形式，是人类文明的集中点，与人的生命需求如此融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诗歌的记忆。这是一个绝对理想主义的东西。”钱理群说。

　　事实上，在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理想主义”近乎一个被“安葬”的汉语词汇，却被钱理群频繁提及，他似乎是要尽一切可能，声张教育和生命的理想气质。

　　基层优秀教师应是教育改革依靠的对象

　　“我是我的悖论，我关注基层教育，却很少有机会到基层去。”这么多年，钱理群和基层、第一线老师们的联系，主要通过书信和电话方式，见面的机会很少，“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都要回一两百封信。”语气中是满满的幸福之感。

　　钱理群最初的教师经验来自基层，真正当老师，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在贵州教了18年书，对他来说是人生的巨大转折。第一堂课的教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要给学生一个什么样“第一印象”，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细节”是其教育概念中极重要的构成，因为“一个词语能带给学生怎样的影响，是老师需要考虑的”。

　　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后，钱理群曾试图回到中学教书。经过几次尝试，很快发现“中国的中学校园已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们这样理想主义的、力图有自己思想的教师已无立足之地，于是知难而退”。然而钱理群对于自身无法与中学教师“并肩战斗”，充满惶愧——尤其在谈论“坚守”的时候。

　　“我对中国教育改革既乐观又悲观。”钱理群的语调忽然高了起来，转而是长久沉默。他说，自己对教育改革的乐观基于，在中国教育的第一线有很多优秀的教师，有很多在功利主导的应试教育之下，仍保持思想独立性的“思想型教师”，像湖北仙桃中学的梁卫星；又有很多对教育怀抱真挚梦想的老师，像深圳中学的马小平。还有更多乡村教师，“对中国农村的生存现实有强烈的感受，又努力把超越性的理想价值传递给农村的孩子们”，“优秀的教师比例虽然不大，但是绝对数量是很大的，他们对于中国教育的现实有真切的观察和思考，有改革的要求，也有教育经验，本应是教育改革依靠的对象。”

　　遗憾的是，“教育体制和人际环境让这些教师不但没有成为教育改革的依靠对象，反而成为排斥甚至打击对象。”毫无疑问，体制的压制、同行的嫉妒，来自集体无意识与舆论形成的压力，使这些怀抱教育梦想的教师陷入孤独。

　　孤独者有孤独者的世界。寻找相濡以沫的同伴是他们相互提供生命热度的路径，因而这些来自社会和教育底层的同行者的情意，钱理群尤为珍视。

　　相互的启示与启示带来的愉悦，是钱理群喜欢和基层教师、青年学生、社会底层的朋友在一起的缘由。湖北仙桃的梁卫星老师是他经常提及的一位中学教师，在给钱理群寄来的自编书籍中，梁卫星对于教育的沉思力透纸背。钱理群称其为“有思想的教师”，心底里有尊敬。梁卫星对教育现实的沉思无疑充满苦痛和孤独，其中，对现行教育中“意义缺失”的自省和批判尤其值得深思。

　　梁卫星认为，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教育面前，教师被“工具化”，教育被“实用化”，意义缺失，生命的热度退场，而残酷的社会竞争现实，又让“出人头地”成为学生受教育的唯一目标，对以应试为目的的知识的灌输与被动接受，把教育可能的空间不断压缩，独立人格的培养、道德和理性常识、人文关怀、审美趣味等等被逼退出教育的视野。而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一代一代学子渐渐成为非理性却世故圆滑的人，冷漠、麻木，生命视野狭窄，内心感受不到丰富的爱，缺乏理性的坚韧，而爱和理性，正是个体的人反抗社会化和实现现实补偿的重要机制。

　　教育能够到达的高度

　　如果说，教师梁卫星的书信给钱理群带来的触动，来自从未停止的自我反问和一个基层教师在对现实的反抗与适应的裂变中形成的教育思想，那么，另一位教师——马小平，则以极具梦想色彩的教育理想和生命激情，让钱理群难以忘怀。

　　“很可惜，马小平老师现在得了癌症。”谈话骤然停顿，电话的电流声突兀地显示着不安。

　　与深圳中学的语文教师马小平结缘，是因为马小平的学生王翔和黄素珍。王翔的文学才思、思想独立性和对其生命尊严的认识深度，让钱理群惊叹。通过对王翔的了解，“我顺藤摸瓜了解到，有这样的好学生是因为他有一个好老师”。

　　而黄素珍给马小平的信，则被钱理群赞为“奇迹”。黄素珍在信中，提出“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的概念，“那是一个高二年级的学生写的信，简直是个奇迹。”黄素珍提出，教师的特殊在于他承担起责任的神圣与其作用的重大。他不仅要具备知识分子所有的来源于内心的批判精神和对历史强烈的反思，承担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感，他还具有献身于人类文明的传授的精神。一个知识分子的蜕化，就其个体而言或许可以原谅，“教师一旦蜕化成世俗的、权威的工具，就不再是本质意义上的教师，也不可能担当知识分子的称号”。黄素珍无疑把马小平提出的“安魂之所”、“对卑微生命的普遍尊重”等命题上升到生命价值的高度，进一步提出“教师就是实现教育走出危机，摆脱困境，达到人类最高生存意义的人”。

　　英国学者汤因比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的理念，对马小平这位成长于上世纪60年代——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救世情结无比强烈、普遍的时代的人，影响很大。马小平有言：“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钱理群说，编写读本成了他和全国各地的教师们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通过编写书籍与他们获得广泛、深入的交流。事实上，编读本未尝不是那些希望对应试教育提供某种补充的教师的常用办法。

　　2004年，马小平检查出患有脑癌，他说，就当我今天已经被判死刑，此后，我多活一天都是赚的。治疗的半年中，马小平编定《人文素养读本》，其中包括：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 公民的诞生：公民意识与公德意识；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和平意识与关爱意识；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在不公平中寻求公正：公平与正义意识； 醒醒吧，睡着的心灵巨人——进取意识等，共九个章节，收入古今中外的思想者、作家代表作。

　　“马老师是一个有‘少年气质’的人，他永远处在一种出发和探寻的状态。”现在上海大学跟随王晓明读博士的学生王翔如此描述老师马小平，“他在教育中始终传达一个信息——一定要自问，一个中学生可能走多远？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一个精神气质的东西，是一种人格感染力。但又不独是虚的，他的课堂比他的文字更有热情和魅力。”

　　王翔认为：“在现在的体制下，一个好的中学语文老师，会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学是以升学为目标的一个阶段，在这样的语境下，标准化的老师的形象是以考试为中心的。而一个有远见的老师，往往有更深切的关怀，也就是，如何利用中学的三年，在学生最年轻的时候，让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有了矛盾。越是有追求的老师，越能感受到这种矛盾。”而马小平老师有一个命题：“一个中学生可以走多远？他的眼光是从中学一直向前延伸的。他要唤醒的不是被动的青春，而是主动的青春，有诗意和创造力的青春。马老师身上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在王翔看来，马小平有一种穿透琐事，进而更大的关怀的真切的努力，“我特别要提到这是一种真切的关怀。这里没有表演作秀的味道。他没有以此为噱头，来彰显自己。这是他生活的一种态度。这种关怀也是他对学生的一种影响。”

　　钱理群则认为马小平的个案，“提供了一种教育可能达到的高度”。因为这些优秀的教师分散在全国各地，属于基层，他们的教育实践很好地说明了实现更高的教育的可能。钱理群援引历史学家威尔士的话“人类的历史越来越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表达出的是一种对“本质的教育”、“纯粹的教师”的理想主义的守望与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