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做分析还是做预测，都必须有全球的眼光。目前，全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金融危机以及危机的恢复过程。因此，分析危机的根源，并据以分析恢复的路径、过程及步调，具有前提性的重要意义。

　　不久前，几十位来自美联储及其他研究机构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该研究认为，根据20世纪以来三次重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恢复特征及其步调，考虑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多方面原因，全球经济的全面恢复可能需要十年时间。现在刚刚过了三年，还要有七年的漫长历程。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他们类似的结论。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危机的恢复需要很长时间，首先是因为导致危机的基本因素，基本上都没有消除，可谓“旧患未除”。另一方面，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独自并且联手采取了大量“非常规”手段，这些手段固然阻止了危机向常规状态发展，即阻止了经济的恶性下滑，但也留下了经济结构恶化、货币信贷过量增长、财政赤字恶性膨胀、经济秩序全面破坏的副作用，这可谓“新忧又至”。显然，除旧患、解新忧，远非短期所能完成的任务。

　　发达经济体陷入了两难境地

　　以上所说的除旧患和解新忧的行动，可以概括为经济结构调整。我们从如下三个层次来分析这一调整的内容及其艰巨性。

　　第一，从实体经济层面看，这次经济危机是整个西方世界发展方式的一个危机。当然，作为全球经济一个不可或缺且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存在着必须转型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中，实体经济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过度消费。过度消费就意味着低储蓄，就意味着高负债，长期积累，就意味着债务危机。我们看到，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首先是私债危机。私债危机爆发后，为了救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两倍，继之是美国政府赤字和累计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高点。于是，私债危机演变成公债危机，演变成全面的债务危机。在欧洲，首先爆发的是公债危机，是主权债务危机。这反映的是欧洲国家的政府长期依靠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由于公债被广大金融机构和微观主体持有，公债危机很快演变成私债危机。就是说，在欧洲，也是公债、私债危机并发。由此可以看出，此次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就在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全面推行高消费和负债发展的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高负债发展方式已经延续甚久，它之所以到最近才集中爆发，是因为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为其提供了回旋余地。由于发达经济体都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它们得以通过储备货币的供应机制，把债务负担转移到中国这种非储备货币国家，并在后者形成高额的且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于是形成了发达经济体高逆差和高债务，发展中国家高顺差和高债权积累的不合理局面。危机的爆发表明，这种状况已经难以为继了。

　　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第二个实体经济问题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就是服务业过度发展，尤其是金融业过度发展。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延续，也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相关。由于发达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主导地位和高端地位，它们得以用服务产品甚至是所谓“国际规则”来交换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得以用金融业制造的泡沫来交换我们的实体经济产品。这种不合理的结构矛盾通过全球经济失衡的方式表现出来，并通过危机的方式而爆发出来。现在，若不进行调整，全球经济便很难“再平衡”。

　　第三个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在发达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刚性、工资黏性、供求结构失衡等等，早就严重存在。只是因为存在着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它们得以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吸收高质量且低成本的人才，才弥补了其自身高端劳动力供应的不足。而在其国内，大量的劳动力并未接受良好的文化和职业训练，但却要拿高工资。这种市场结构矛盾成为阻碍经济恢复的巨大障碍，表现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应当说，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折射出了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严重程度以及调整的困难。

　　毫无疑问，发达经济体在实体经济层面上面临的这三个问题均属深层次的，因而调整起来都十分不易，这些问题不解决，它们的经济便难以进入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轨道。调整的时期将延续很久就是必然的。

　　第二，从金融层面看。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可以用高杠杆化来加以概括。包括居民高杠杆化、企业高杠杆化、政府高杠杆化、金融机构高杠杆化。如果说病因在此，则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去杠杆化。去杠杆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首先是资金如何获得。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去杠杆化的资金不可能来自货币部门的扩张，因为这是用杠杆化手段来解决杠杆化的问题，不可能取得效果，因此，去杠杆化的资金只能来自实体经济部门，来自真金白银的国民储蓄。而储蓄率的提高绝非一日之功。更为重要的是，储蓄资金进入微观经济主体和金融部门去发挥去杠杆化的功能，涉及到一个“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复杂过程。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去杠杆化的经验以及最近美国的去杠杆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其过程同时会导致信贷收缩，因为大量新增的资金需要进入不可能形成信贷资金来源的资本之中。这样，如果说去杠杆化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则我们就必须忍受信贷收缩的痛苦。信贷收缩的过程，显然会对经济的恢复发挥负向作用。

　　第三，从财政层面看。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痼疾。此次危机的救助过程，使得这个问题恶化了。如果财政收支得不到平衡，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达经济体目前普遍提出了平衡预算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相当大。例如，在最近一次G20峰会上，各国只是提出了发达经济体“总体上要到2013年将债务削减至少一半，并在2016年左右实现债务占GDP比重‘持稳或是有所下降’”的目标，可见平衡之不易。

　　所谓平衡预算，需要长期且持续地减少支出、增加税收。这意味着要裁减公职人员、减少福利支出、缩减政府投资、增加居民与企业的负担。总的结果就是削减需求，增加失业，继之而来的就是抗议、罢工和社会动荡。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经济很难较快恢复，更难稳定发展。

　　总之，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境地：要想真正恢复经济，必须在上述三个领域的调整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调整过程的推进，势必使其经济的恢复受到严重负面影响。换言之，在造成危机的因素未能清除之前，全球经济不可能恢复到正常增长的道路上。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两个问题要引起中国高度关注

　　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的恢复困难，对中国当然会产生全面深远的影响。目前，我们还难以全面估量这些影响，然而，我认为，如下两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第一，在全球经济复苏长期乏力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外需长期持续减少的压力。这意味着，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外需都很难像过去十余年那样，成为引导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积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外需减少之外，我们一定还将面临大量难以预料的困难。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惯用手段，就是把其国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归诸他国，目前，主要的倾向是嫁祸于中国。

　　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已经连续七年成为国际经济涉讼最多的国家，如今，汇率问题又成争端焦点。更有甚者，在今年发生于我国周边的各种事件中，例如南海问题、天安舰事件、谷歌事件等等的背后，我们都可看到发达国家“祸水东引”的痕迹。这些问题，都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冲击。

　　第二，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进行结构调整。目前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在关键领域中展开深刻的调整。在看到这些调整将花费很长时间，从而使得中国仍然保持着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我们更需有这样的预见：一旦这些国家调整完毕，它们的经济就会在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发展，新的一轮激烈竞争又将开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这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下决心进行发展方式转型；如果我们盲目乐观，认为此次危机证明了我们的发展方式优于西方，而西方世界将一天天地衰落下去；如果我们故步自封，延缓经济转型，不需很久，我们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困难。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近期无忧，但是远期有虑。等到远虑发生的时候，西方世界可能已经基本调整完毕，到那时，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可能又将处于劣势，取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由腾飞而停滞，其GDP从20世纪80年代的相当于美国五分之四回跌到如今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教训，可为前车之鉴。这绝非杞人忧天的警示。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0年秋季报告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报记者陈伟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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