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评述

　　■寇明国

　　今年已八十高龄的江平先生，二十一岁便被官派赴苏研习法律，归国后经历过反右、文革和改革开放，担任过教授、校长、人大常委等职务，迄今仍“呐喊”于公共事务领域，其人生的沉浮与枯荣，正是中国法治兴衰历程的缩影和写照。正因为如此，由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鲜活生动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法治史。于此幽微处，亦可洞悉中国法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法律乃天下公器，在中国其又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故相对于官修法史，我更愿意从私人著述中去接近、发现历史真相。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偏好结集出版学术文稿，而对社会宏观层面的私人体验却闭口不谈，致使政法学人传记寥寥，诸多法史真相无从考证。以我观来，这里面既有知识分子清高之故，更是知识分子懦弱的表现。对此刘仁文先生叹道：法学家作为一个研究国家上层建筑、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群体，如果不对“文革”和以前历次运动中的人性扭曲进行很好的清理，就等于失去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就不能为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当年经历过这些运动的法学家们大都已迈入古稀之年，作为后来者，我不希望这一段历史在法学界断裂，因而特别想恳请尊敬的老一辈法学家们告诉我和我的同辈人，他们这一代命运坎坷的新中国法学家们，在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呢？有没有过像巴金那样，内心的隐痛不说出来良心就不安呢？倘若这样做了，那真是化灾难为福音，不光是我法学界之幸，更乃我中华民族之幸。江平先生作为反右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能在“法学家的忏悔问题”一节中承认自己亦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实属不易。在人事敏感的政法学界，也只有江平先生这种具有坦荡风骨、自省品质的人才有勇气去写自传。

　　在这本口述史里，我们看到作为法学家和教育家的江平先生，如何从一个心怀天真理想的革命青年，在苦难煎熬中思索和磨炼，最终成为一位以“法治天下”为理想，“只向真理低头”和大声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仅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生长卷，更锻造出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文章娓娓道来，不避嫌，不吹捧，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感受到江平先生不畏权、不媚俗的风骨，感受到江平先生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热爱。

　　法意阑珊人何处，沧海横流见君卓。愈是形势艰难，愈能显示品行节操。江平先生早年历经坎坷，但从未消沉自弃。从上个世纪的“十校长”联名呼吁到“三个代表”入宪再到物权法制定，江平先生一直在为民主和法治呐喊，无论遇到任何挫折都不放弃。江平先生认为挫折都是暂时的，他最喜欢自己写的那句“信是明年春自来”，他说：“我对中国的法治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以前爱说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

　　本书的整理者陈夏红博士近年来专注于近现代法学人物研究，譬如杨兆龙、钱端升等，但斯人大多作古，研究者只能从文字考据中搜寻蛛丝马迹，与历史人物隔空对话。口述法史不是简单的口述内容的文字记录，须同时与其他文字和实物资料互相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法学大家共同合作口述法史，此举在国内尚属首次，用夏红博士的话说，这叫做“抢救民族法律记忆”。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仅是抢救民族法律记忆的开始，希望夏红博士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实现刘仁文先生所期望的，留下社会发展的活化石，为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